日期：2009-07-16　10:19:13

　　关于官僚体系中知识分子的问题，昨天想了想，又补充了一点。重新贴一下。
　　第二，官僚体系中知识分子的成色不足。我前面说了，大明帝国的官僚体系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从表面上看，也的确如此。一个人若想成为明帝国的官员，从理论上说有四条路走。一是“学校”，二是“吏员”，三是“荐举”，四是“科举”。所谓“学校”，就是国子监的学生毕业后直接由国家派官。朱元璋特别重视这一条途径，当时许多中央要员和地方大吏都由太学生充任。但是，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以出钱入学的“例监”和以父亲职位入学的“荫监”，监生良莠不齐，不再受到重视。而政府也很少直接提拔国子监的学生做官。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吏员”就是从低纸的吏中提拔优秀的人来做官。但是，这些官都非常之小，基本是一些杂官和不入流的官。所以这个也不是主要途径。所谓“荐举”，也不是主要渠道，在朱元璋时期，通过这个途径当官的很多，但到永乐皇帝之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所以，真正能进入官僚队伍的途径，主要是科举。那么，通过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但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却成色不足。为什么呢？科举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层层考上来，就能做官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报名，你首先得是地方学校的生员。用现在话说，你得是国家正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能像诸葛亮那样自学成材。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我为什么说他们成色不足呢？因为你得看他们学的什么、考的什么？明代所有的学校学的是国家颁行的经、史、律、诰、礼仪等教材，此外兼学射、书、数。明代的科举考什么呢？文科(进士科)，主要还是儒家经典，尤其是要考八股文。武举主要考策略，也就是纸上谈兵。从北宋以后，我国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了。一千年前的儒家经典能解释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比如通货膨胀吗？解释不了。自从北宋以来，历朝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财政危机。儒家经典里有关于财政学的内容吗？随着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张，如何使官僚体制高效运转，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儒家经典里有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内容吗？都没有。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急需经济学、管理学的知识。而这些又不在学习和考试的范围之内。所以，整个官僚体系中就没有这方面的专才，其结果是造成官僚体系的执政能力不足。举一个例子。从宋代开始，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我们国家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而且到了元代，纸币已经通行天下。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是到了明代，由于政府里面没有经济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这方面的人才，完全不懂经济规律，只知道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于是，从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到钞法的崩溃，只经历了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到洪武末年，一贯宝钞(按钞法相当一千文铜钱)就贬值到只值160文铜钱。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发现实在是没办法强制推行纸币，朝庭在收税的时候也都改收银子了。从此，纸币退出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舞台。

　　治国才能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程朱理学熏陶下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适合从政。程朱理学说到底是一个强调自身修养的学说，是伦理学。这对于知识分子自我节操的培育具有很大的作用，使得士人具备了儒家理想的伦理主义人格特征。但是，其不良影响是，过分执着于伦理理想导致士大夫们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其中许多人流于固执和偏激。而同时，知识分子对于程朱理学的固守，使其思想空间过于狭窄、封闭和内向。这个结果就导致明代士大夫情绪大于理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是非太明，好认死理。正如很多崇尚明朝的人所谈到的那样，明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大多数追求真理，无所畏惧。比如，嘉靖时的“大礼议”，万历时的建储的问题，大臣们显示出超强的责任感，不畏强权，大有可为真理献身的架式。作为普通人，作为学者，这无疑是优点。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作为政治领袖，太追求真理、太爱争个谁是谁非，就不对了。因为，政治的根本是利益分配，政治需要妥协，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比争个谁是谁非更重要。另一方面是明代的士大夫主要追求自我内心的满足（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都是如此，只是前者还考虑外在的道德规范，即以先贤的是非为是非，而后者则更加重视自己内心），于是就重视该不该而忽视能不能，重视过程超过结果。比如，我们翻看明朝的历史，我们经常能看到大臣指责皇帝，而且所用的语言非常难听。海瑞说嘉靖“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又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万历皇帝更是被骂有“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当时皇帝的所作所为，应不应该骂？该骂。骂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这其实是否定了皇帝这个人，而当时又不可能罢免皇帝，你否定他有用吗？聪明一点的办法是针对某些弊政、弊端进言。比如，设法阻止万历派太监去征矿税，而不是否定万历皇帝本人；而在阻止万历派太监去征矿税，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老是板起脸来训人。我个人觉得，明代的士大夫们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战国策》，看看战国时的谋士们是怎么劝人的。综合这两点，大家想想看，是非太明、认死理，又只重视该不该，那么结论就很清楚：只要认准是应该做的，那就誓死坚持。这种人执政，结果很危险。比如，面对外敌的侵略，应不应该还击？应该。完全不考虑双方的实力，就一个字“打”，而且还必须是进攻，否则一定被认为是消极避战。这绝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所为。看看吕后在接到冒顿单于要她当情人的侮辱信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吧。“我年老色衰，路都走不动了，哪里有单于听到的那么美貌？我如果真到贵国去，那反倒沾污了陛下。我国没有罪过，请你原谅赦免。”(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这话，明代士大夫绝对说不出口。吕后不但这么说，而且还送了一些礼物，求和。结果保存了大汉帝国的实力，并为国力的进一步恢复赢得了时间。反观大明帝国在对付后金之时，一战再战，次次都主动出击，精兵、名将损失殆尽。

　　经过这一分析，我们就能看出来，大明帝国的政权结构逐渐变成了：名义上的皇帝领导下的，以宦官集团为核心，以贪腐而低能的官吏为中坚的庞大帝国。
　　由于是这样一种情况，各种问题都来了。
　　最为显著的是财政危机。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从明中期开始却是巨大的财政赤字，财政陷入危机。明中期的嘉靖时期，中央财政就是年年亏空，嘉靖三十年亏空高达白很三百九十万两。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后来经过张居正的改革，财政新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这只是一次弱市反弹，张居正一死，立即大幅下挫。到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太仓外库银就只剩下了三十一万两，而且“利孔已尽，无复可开”。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再往后就更是惨不忍睹了。比如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在连续加派田赋之后，财政赤字仍高达近165万两。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明帝国政府没有一点办法，所做的只有加征税收。而加征的税收，最终导致了农民大起义。那么，我们要问，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