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
　　寺院外，舰船的马达声、战机的呼啸声和士兵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寺院内，《妙法莲华经》的禅音却伴着木鱼的节奏袅袅飘荡，缓慢、轻柔、安祥、庄严，优美平和的颂唱之中，普济寺里喝茶的人们不由得有些痴了……
　　第二天，演习部队离开普陀山，准备开赴山东战场。

　　1947年9月，胶东半岛战事正酣，国民党军对华野“东兵团”发起了“九月攻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领整8师（李弥）、整9师（王凌云）、整25师（黄百韬）、整45师（陈金诚）、整54师（阙汉蹇）和整6师（黄国梁）部的二十万大军，把华东解放军2纵（韦国清）、7纵（成钧）、9纵（许世友）、13纵（周志坚）的十五万人马切割在诸城、胶东的两个狭窄区域内，9月中旬，国军相继攻占日照、平度、掖城、龙口、莱阳、招远、诸城、蓬莱……全面突破共军防御，大举向烟台和威海进逼。

　　这时候，华野“东兵团”的态势十分危急，范汉杰判断山东共军有“渡海流窜辽南”的可能（据《张震回忆录》记载，高级干部的家属此时都已经转移到大连去了），陆军紧急请求海军采取行动、要求海防第一舰队迅速截断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
　　接到战报，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立即率领“长治舰”和六艘速度比较快的战舰赶赴胶东。不过，他们并不是去打仗的，而是要到山东青岛观看美军的军事演习——当时，青岛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海军陆战一师正在胶州湾进行实弹演练，国民党海军在“普陀军演”之后再去观摩美国人的示范，准备从中吸取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观摩演习是高级军官的任务，蔡智诚当然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这次演习其实并不成功，美国人出了个大洋相就草草收场了，他们的演练不看也罢——美军的军演刚开始，一架侦察机就出故障掉到解放区的地盘上去了，海军陆战一师的美国兵不知道土八路的厉害，仓促派部队去搜寻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结果被东海军分区的两个连伏击，当场打死了几个、被抓了几个。事情告到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没办法解决，美国人只好和共产党的东海军分区谈判，军分区司令员彭林（55年中将，曾任海军航空兵政委）非要美国政府公开认错不可，美国人没办法，只得在《青岛日报》上刊登了道歉信，这才把尸体和俘虏要回来，原本轰轰烈烈的军事演习也就此不了了之——这件事，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是这么评价的：“在胶东半岛，美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多次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显然十分满意。

　　相对而言，国民党政府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没办法满意了。
　　普陀军演之后，海军舰队向渤海海峡进发，刚开到青岛海域就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同时，收音机里还播放了外交部的声明：“前日传闻国军将在长山岛登陆作战，纯属恶意造谣”
　　伞兵们听了直纳闷：海空军的作战计划，怎么到外交部的嘴里就变成谣言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还在浙江搞演习的时候，共产党方面就已经掌握了国军的军事计划。舰队刚离开杭州湾，苏联大使馆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你们要进攻长山岛，这是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外交部长吓了一大跳，连忙到参谋总部去探听情况。
　　原来，大连附近有两个长山岛，一个在大连的东边，属于大连市（现在叫“长海县”，是个旅游区），当时是苏联远东红旗舰队的锚地，那是绝对碰不得的；另一个在大连的南边，属于山东蓬莱（现在叫“长岛县”，也是个旅游区），国军的蛙跳目标就选在这里。在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叫“长山岛”，外交部的官员只好向苏联大使做解释：我们要攻打的是这个长山岛、不是那个长山岛……

　　老毛子听得颇不耐烦：不管哪个长山岛，反正大连和旅顺是自由港，周围50海里之内不能受到威胁，否则，我们的红海军绝不袖手旁观！
　　接到这个警告，外交部、参谋总部和海军司令部只好用海图尺比来比去。测量了半天，大连的那个长山岛当然在50海里范围之内，可山东的这个长山岛居然也在50海里的边上——如此一来，伞兵和海军谋划的“蛙跳”方案就只能中途夭折、悄然作废了。
　　折腾了一个月，伞兵部队最终没有能够当成海军陆战队。
　　这场夭折的两栖登陆计划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任何战果，但在事后看来，却对包括蔡智诚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伞兵的前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这次演习的准备过程中，“伞兵南京留守处”参谋们一直是在“中字号”坦克登陆舰上工作的，这使得他们对这种美式4000吨级大型运输船的结构和操作有了全面的了解，从而为他们今后组织海上起义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两栖作战的需要，伞兵总队从此改为旅团编制，而这种新编制又产生了一个独立于主力作战单位之外的“伞兵第三团”，中共地下组织也因此有机会掌握住一个远离伞兵总部的新团队，逐渐酝酿、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走向起义的中坚力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八）

　　普陀岛演习之后，伞兵部队就变更了番号，先前的“空军伞兵总队”改名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队编制也改为五个直属营和两个战斗团，总队司令马师恭调任整编第88师师长，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伞兵司令兼快速纵队司令。
　　马师恭司令变成了马师恭师长，自然希望多带些人马去新部队壮壮声势，可惜那整88师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川军，虽然被黄埔系接管了却依然脱不了杂牌的底子，实在难以引起伞兵的兴趣。特务队里只有刘盛亨一个人愿意跟着马师长走，虽然也有人给蔡智诚做过思想工作，许愿说过去以后可以连升三级、让他当个少校营长什么的，但蔡中尉考虑了半天还是没有答应——整88师已经重组过了好几回，当兵的早都被解放军吓破了胆，一听见枪声就逃跑，别说是营长，就连团长旅长也是三天两头的当光杆，确实没有多大趣味。

　　蔡智诚当时的愿望是想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旧中国的全运会是从1910年开始创办的，到1935年办了第六届，以后遇到抗战就停办了，事隔十三年，国民政府又计划重整旗鼓、准备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并以此作为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这场“亚洲第一体育盛事”得到了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各省市、各军兵种和海外团体都组队参加，场面空前的热闹，伞兵也受邀在开幕式上进行跳伞演练——蔡智诚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上场竞技的本事，却自以为满有资格参加开幕式跳伞，于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滩去出出风头。

　　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注：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