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决归否决，这位出自蜀中的王氏确实长得娇嫩欲滴。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刘娥并没有将她淘汰之后遣回了事，而是许配给了自己的“侄子”——前夫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从德抱得美人归，却没能尽享这段艳福，几年之后便染病身亡了，年仅二十四岁。
　　尽管母命难违，但宋仁宗颇为不快。后来听说刘从德病死了，宋仁宗的小心思又重新活泛起来，不仅加封寡居的王氏为遂国夫人，而且“许入禁中”（这才是重点），重温当年一见钟情的朦胧旧梦。王氏不时出入内廷，是否与宋仁宗有过床笫之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坊间一直传闻不断（“或云得幸于上”），甚至风传王氏先前所生的儿子刘永年是宋仁宗的私生子。根据《宋史》的记载，宋仁宗对这个刘永年确实是恩宠有加。在他四岁的时候，便得到特别的恩准，“许出入两宫”、“常置内中”，跟在宋仁宗身边生活，直到十二岁才送出宫去。宋仁宗对刘永年如此怜惜，到底是爱屋及乌，还是另有隐情，确实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转眼到了景祐四年（1037年），王氏的父亲王蒙正（时任洪州别驾）犯下一桩丑事，竟与家父的婢妾通奸，结果被官府除了名，发配广南，永不录用。王氏受到此案牵连，不仅被褫夺了封号，还失去了出入禁中的特权。
　　这事儿过去四年之后，宋仁宗打算恢复王氏“遂国夫人”的封号，以及出入禁中的特权，却遭到后来的一代名臣富弼（时任知制诰）的坚决反对。当时，宋朝沿袭唐朝的制度，但凡涉及人事任免的事项，皇帝的动议仅仅是第一步（称为“词头”），还需要知制诰、直舍人院（称为“外制官”）起草制书，才能正式生效。当时恰好是富弼这个“愣头青”当值，觉着这事儿也太离谱了，所以坚决不肯照办（“抗章甚力”），彻底断了宋仁宗重续前缘的念头，无意之中竟首开“外制缴词头”的先河，“封还词头，后遂为例”，为宋朝“封驳”制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完宋仁宗与王氏的爱意绵绵，回头继续来看此次遴选群芳。除了让他垂涎欲滴的王氏之外，宋仁宗其实还中意一位姓张的女子。与“姿色冠世”的王氏相比，张氏略显逊色，但也少了一份妖艳狐媚，出身倒还是差强人意。
　　细论起来，张氏的出身很一般。这一门最能拿得出手的“显赫”家族史，其实只有她的曾祖父张美，据说曾经在宋朝草创之初，做过骁骑卫上将军。自此以降，便乏“显”可陈，至于张氏的父亲张守瑛，不过是一位品级不高的普通官员而已。
　　对于宋仁宗的这个选择，皇太后刘娥只点了一半的头：张氏入宫可以，立为皇后不行！平心而论，倒不是对张氏这个人本身有多大的意见，而是刘娥充分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概率学的角度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自古外戚之家，鲜能以富贵自保”

　　这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但凡官宦门第出来的皇后，她的家眷难免会仗着外戚的权势骄纵妄为，进而扰乱朝纲。这样一来，既有损皇室的颜面，也容易给外戚招致祸端，显然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与其如此，倒不如“选于衰旧之门”，他们一无根基二无权势，干涉朝政的可能性不大，岂不是“双赢”？！
　　皇太后一锤定音，特别设置了一道“天花板”，张氏的待遇显然好不到哪儿去，只能以才人（第五等妃嫔）的身份入宫。四年之后，也就是天圣六年（1028年），宋仁宗怜惜重病在身的张氏，在得到刘娥的首肯之后，勉强给她升了一级，加封为第四等的美人。但短短五日之后，新晋的张美人便撒手人寰了。
　　虽说对张氏心存愧疚，但毕竟要顾忌到皇太后的强硬态度，宋仁宗只能选择隐忍不发。明道二年（1033年），皇太后刘娥寿终正寝，宋仁宗在厘清了身世之“谜”并操办完太后的丧礼之后，方才追册抱憾离世的张美人为皇后，并擢升时任供备库使的张守瑛为邓州观察使，算是对逝者的些许补偿吧。（“雅意所属故也”）
　　日期：2020-05-11 12:08:51
　　王氏另配他人，张氏以才人安置，经历人生的头一次选秀，原本满怀憧憬的宋仁宗，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关乎天子幸福、皇室兴衰的大婚，到底还结不结呢？结当然是要结的，但是跟谁喜结连理、双宿双飞，宋仁宗自己说了不算。按照皇太后刘娥的意思呢，王氏是个妖艳的招祸之媒，张氏也有外戚坐大之忧，惟独一位姓郭的女子，各方面的条件都让人感到满意。
　　刘娥中意的这位郭氏，其实大有来头。她出身于一个正经显赫的家族，祖上是世袭的代北酋长。郭氏的曾祖父原名郭崇威，行伍出身，历后晋、后晋、后汉、后周四代乱世，为了避后周太祖郭威之讳，改名为郭崇，史载其“重厚寡言，有方略”，算得上是战功赫赫。宋朝草创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对这位后周的宿将十分倚重，特赐其中书令之衔。当时，郭崇感念后周皇室的知遇重用之恩，不时伤心落泪，有人向赵匡胤打报告，说他心存异志，但用人不疑的赵匡胤反倒盛赞他“笃于恩义”。乾德三年（965年），五十八岁的郭崇去世，赵匡胤“闻之震悼”，追赠他为太师。

　　话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若论出身之显赫，郭氏能把张氏甩出好几条街去。刘娥念叨着“自古外戚之家，鲜能以富贵自保”，对张氏心存忌惮，表示要“选于衰旧之门”，可怎么又选到家世更为显赫的郭氏头上去了？
　　对于皇太后这种自我“打脸”的“双标”做法，史书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我觉得这事儿并不复杂，原因无外乎三点：

　　第一，郭氏一门与赵宋皇室沾亲带骨，彼此比较了解。根据《宋史》记载，郭氏的祖父名叫郭守璘，官至洛苑副使，他的正妻与宋太宗的第三任皇后是亲姐妹，同为宋朝开国元勋李处耘之女。
　　第二，郭氏一族业已家道中落，翻不起什么大浪。在郭崇之后，郭家的子嗣都没有担任什么要职，尤其是郭氏的父亲郭允恭，凭借父辈的恩荫才得以踏进官场，官至崇仪副使（同七品），基本上是照顾性质，并没有多少实权。
　　第三，参选的郭氏为人乖巧机灵，懂得讨太后的欢心。刘娥有理由相信，时年十三岁的郭氏必然能遵循她的心意，继续做好对少年天子的“监管”工作。
　　既然皇太后定了调、做了主，宋仁宗人生的头一次大婚，便完全敲定下来。但是，称心如意的刘娥也好，如愿以偿的郭氏也罢，此时都没有预料到，这段关乎宋仁宗婚姻幸福的纠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仁宗朝第一位皇后的悲剧命运。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恐怕就是那颗躁动之心的坟墓了。入宫之后，郭皇后对于如何维系自身的地位，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知，那就是一切唯太后的马首是瞻。
　　看似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但郭皇后忽略了夫君宋仁宗的感受。这段强加到自己头上的婚姻，宋仁宗自然不敢公开违拗皇太后的意愿，但是跟郭皇后搭伙过日子，小两口之间的厚薄冷暖，他完全可以自行掌控。照此看来，郭皇后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按照《宋史》里的说法，“后既立，而颇见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