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非亲非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对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七〇一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当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七〇一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林金明、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连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不存在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一边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七○一，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发送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一条短信：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我不走。
　　我觉得一切才开始。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半边身体的知觉，长期住在医院，与外面接触很少。可能潘教授没想到我会找到他，没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长期呆在医院里，太孤独，王先生对我格外热情，有问必答。他告诉我，因为那个原因（对不起，我要尊重顾老，永远为她保守这个秘密），顾小梦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与弃共投国的潘老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