谄媚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应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的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在统治集团内部。谄媚是以“下”事 “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实用性、无耻性和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谄媚作为一种早期的预付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护的手段。谄媚之术的实用价值，深受古代官场中人的重视。

　　所谓无耻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本质而言。谄媚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地厚颜无耻，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剥落得一丝不挂。他们所巴结的实际上并不是谄媚对象本身，而是谄媚对象所代表的权势和地位；一旦这种权势和地位发生变化，谄媚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谄媚对象了。
　　在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上下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对下为上，对上为下。谄媚者与谄媚对象之间的位置也可以互相转换：对上是谄媚者，对下又成了谄媚的对象。谄媚者同时又是谄媚的对象，无耻谄媚“上”的同时又需要来自“下”的更加无耻的谄媚。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场普遍存在，起到了加剧谄媚手段无耻程度的作用。

　　所谓技巧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手段而言。中国古代的谄媚，具有高度的技巧，谄而有术、媚而有方。谄媚的技巧首先表现在它的欺骗性，为了达到目的，无耻的谄媚在表面上常常装扮出一付堂而皇之的模样，仿佛是一种出自真实情感和忠诚意气的言语举动。谄媚的技巧还表现在它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谄媚可以做出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表演。

　　谄媚手段之一：奉承吹捧。奉承吹捧不同于发自内心的真诚赞扬，它是为“利己”而“誉人”的。谄媚者利用人们喜欢被人赞扬的天性，以奉承吹捧为手段，通过种种溢美之词，满足谄媚对象的虚荣心，从而达到讨好巴结的目的。奉承吹捧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谄媚对象的一切：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以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都可以成为谄媚者吹捧的对象。

　　谄媚手段之二：自我贬损。这种手段与直接的奉承吹捧有着明显的区别，谄媚者主要通过语言和外在行为公开表现出一种奴性的臣服和屈从，自我降低人格，以此反衬出谄媚对象的高贵尊荣，使其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谄媚手段之三：取悦讨好。唯上之所好而为之，也是谄媚的重要手段。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谄媚者深知其中的奥妙，对于上之所好，极力揣摩。
　　谄媚手段之四：阿谀逢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上”者惟我独尊，为“下”者唯长官意志是从，这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作为一种谄媚手段，阿谀逢迎表现为不讲原则立场，不顾是非标准，丧失政治气节，泯灭个人意志，一味顺从迎合谄媚对象的愿意。避免触犯上级，避免惹是生非。
　　谄媚手段之五：巴结投靠。谄媚的捷径莫过于与谄媚对象建立某种亲近关系，谄媚者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宠幸，并缩小与谄媚对象之间的身份上的差距。
　　谄媚又是同权力崇拜分不开的。谄媚者对“上”惟恐不及，不仅是出自无意识地、本能地对权力的畏惧和顺从，在更多的场合则是一种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着统治集团内部各种野心家的胃口。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权力和权位只能来自君主和上司，权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于“上”是赏识和恩赐。因此，谄媚之术事实上成为古代官吏的主要为官之道。为了达到追逐权力的目的，野心家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以谄媚君主和上司作为发迹进取的跳板。

　　关于韬晦之术
　　所谓“韬晦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欺骗手法，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政敌造成的威胁感，麻痹政敌的警惕性，等待时机成熟，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历史上，“韬晦之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借助韬晦之术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权术家大有人在。韬晦之术以其独特的神奇功效，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更是把韬晦之术视为自我保护和图谋进取的有效手段，研而习之，推而广之。

　　“韬晦”的字义，是伪装、隐藏的意思。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中国古代的权术家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韬晦的手段，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掩饰和伪装。
　　常用手法之一：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疑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者沉湎酒色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
　　野心和权欲固然需要掩饰，即使没有野心和权欲，在某些情况下也需故作胸无大志的姿态，以避免遭到猜忌，从而保全自己。
　　常用手法之二：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
　　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才能，而人们的才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如何选拔政治人才方面，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贤举能”的主张，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标准，在政治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权力地位并不是仅仅依靠才能获得的，恰恰相反，才能不过是权势的影子，权势越大，也就自认为才能越高。君主永远是圣明伟大的，上司永远是正确高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必然逻辑。

　　如果臣属和下属的才能超过了君主和上司，而又不加以掩饰，其结果每每不会美妙。这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现实，无时不刻地提醒着那些暗怀异志或者恃才自傲的政客们：切记不可表现出比上司还要高明。掩饰自己的才能便成为政界常见的韬晦手法之一。
　　常用手法之三：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政治不仅追逐权力，而且追逐名望。权力与名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力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的名望，而名望同样有助于获取和巩固权力。权力和名望都是统治者正确的目标。
　　如同志向和才能一样，别人的名望也会使权势者感到一种威胁。中国古代的权势者们，有谁能够容忍臣僚和下属的名望超过自己？民众感恩戴德的对象，只能是权势者自己，决不允许任何他人分享。
　　常用手法之四：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韬晦手法。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或者喜怒不形于色，爱憎深藏不露；或者制造假象，用表面上的臣服来掩饰内心的憎恶仇恨。

　　韬晦之术的运用场合
　　一是君主大权旁落的场合。新君主即位，重臣专权，不甘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新君主，不得已只好暂时行韬晦之术。
　　二是臣属“功高震主”的场合。当臣属的功劳、才能、名望、实权等方面超过君主的场合，或者诱使臣属野心膨胀，或者会使君主寝食不安、暗生杀机，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所动作，原先的平衡无法维系。
　　三是君权即将正常移交的场合。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在位君主对于继承人选一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他们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倾向，而这种好恶倾向又常常是以是否“类己”作为标准的。能否符合在位君主心目中的标准，往往成为君权移交归宿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君位继承权的竞争者或者既定的继承人来说，了争夺或者巩固储君的地位，需要极力讨好在位君主的欢心，其中包括采用韬晦的手段。

　　四是君权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在权力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如政变爆发前夕，韬晦之术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
　　五是同僚之间猜疑嫉妒的场合。政界中的嫉妒心理，根深蒂固而祸害激烈，谗毁诬陷即多由嫉妒而发。中国古代政界同僚之间的猜疑嫉妒，每朝每代都有大量记载。在这种场合下，韬晦之术可以有效地发挥避免招致嫉妒和自我保护的作用。嫉妒多数是弱者针对强者产生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对方在才能、权势、财富、名誉、地位、机遇等方面超过自己时，才会引起嫉妒。所以，为了避免嫉妒，韬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示弱”，即在表面上有意识地做出一副己不如人的姿态，真正的强者装成了弱者，使实际上的弱者自以为是强者。

　　韬晦之术的基本特征
　　任何手段都具有一定的目的，韬晦之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当然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所谓政治目的，指的是为实现政治统治的活动意向，是对政治活动结果的预期认识，它反映的是对某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观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