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哪里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杨行密为救董昌，和钱镠开始交锋，互有胜负。
　　到了昭宗乾宁三年（896年），二月，朝廷听从了杨行密的请求，赦免董昌，复其官爵，钱镠不从。四月，淮南兵（杨行密）与镇海兵（钱镠）战于皇天荡，钱镠的镇海兵交战不利，于是杨行密包围了苏州。
　　这时，钱镠手下大将顾全武、许再思也进兵到了董昌的老巢越州城下，董昌出战不利，只得婴城自守，顾全武等人于是包围了越州。董昌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
　　苏州这边，叛将陆郢做了杨行密的内应，使得杨行密顺利攻下苏州，并俘虏了刺史成及。杨行密来到成及的家，看到这位苏州刺史所积蓄的并非钱财珠宝，都是图书、药物，于是觉得成及是个贤人，任命他为行军司马。成及拜而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于是成及引刀欲自刺。杨行密赶紧抓住成及的手，制止了他的自杀行为。此后，杨行密时常拜访成及，虽室中有兵仗，与成及共膳饮，毫无猜疑。

　　钱镠听说苏州失陷的消息，急忙要召回正在围攻越州的顾全武，以防备杨行密。顾全武说：“越州是贼之根本，现在马上就要攻克，为什么要放弃？请先取越州，后复苏州。”钱镠从之。可见顾全武有胆有识，具有战略全局的眼光。
　　杨行密手下大将朱延寿进攻蕲（读齐）州，围其城。蕲州大将贾公铎正好在城外打猎，无法返回城中。于是贾公铎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身披羊皮假扮成羊混入朱延寿所掠的羊群之中，潜入城中，与城内军士相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然后这两名勇士又身披羊皮返回城外复命。到了夜半时分，贾公铎如期引兵至城南，门中火举，贾公铎率军力战突围入城。看到贾公铎此举，朱延寿惊诧道：“吾常常担忧守城之人溃围而出，今城外之人反而溃围而入，此城看来很难攻下！”于是朱延寿派人向杨行密禀告，请派军中与贾公铎有交情的人持誓书金帛前往游说，并许以婚约。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行，到了城下为贾公铎陈说利害。数日之后，贾公铎与刺史冯敬章请降。杨行密以冯敬章为左都押牙，贾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接着，朱延寿又攻下光州，杀刺史刘存。杨行密自此全有淮南之地。

　　另一边，顾全武正在全力急攻越州，已经攻克外城，董昌仍然占据着牙城负隅顽抗。钱镠派遣董昌的故将骆团对董昌说：“奉朝廷诏令，请大王致仕归临安。”董昌信以为真，送出牌印，出居清道坊。顾全武假装派武勇都监使吴璋以舟载董昌赴杭州，到了钱清江南，诛杀了董昌，并杀其家三百余人。董昌在围城期间，仍然十分贪吝，还克扣将士粮饷。到了城破之时，仓库中物品堆积如山，并有粮食三百万斛。钱镠将董昌传首京师，并散金帛以赏将士，开粮仓赈济百姓。

　　消灭董昌后，钱镠令两浙吏民上表朝廷，请求以钱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以钱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后又将威胜军更名为镇东军。钱镠自此跨有浙东、浙西两浙之地。
　　钱镠据有两浙（浙东、浙西，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后，身兼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并将治所迁移到杭州，从此杭州称为吴越的统治中心。唐天复二年（902年），朝廷封钱镠为越王，天佑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吴越王。学术界通常将钱镠任镇海节度使的893年视为吴越的建国之年。
　　3、是非功过
　　钱镠富贵以后，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兴建宫殿，穷极壮丽。他还经常回归故里，大会故老宾客，车马雄壮，万夫陈列，非常气派。他受封吴越王后，大规模扩建杭州城，周长达三十多里。史书记载吴越赋税繁重，由于百姓贫困，竟然有人因穿不起衣服而裸行，或者以篾竹系于腰间以遮羞。
　　虽然在钱镠统治期间，百姓负担很重，但是他也做了不少好事。建筑海塘便是头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杭州钱塘江沿岸潮水极强，要想保护百姓的田园，就必须建筑坚固的海塘。相传钱镠对潮水的破坏很恼火，他选出3000弓弩手，在钱塘江潮浊浪排空而来时，3000弓弩手一起射去，要将潮水射退。此举虽然违背科学规律，但却展示了钱镠勇于斗争的英雄气魄。当时有人想出一种办法，用几丈长的巨竹，剖开编成竹笼，装上石块投入水中。然后再用许多巨木，一层层竖在滩上，构成坚实的基础。钱镠就用这个办法，建成了钱塘江捍海石塘，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功业。五代十国的君主们，后人往往只能记得姓名，不大记得谥号、庙号，但是钱镠的钱武肃王的称谓却因捍海石塘而代代相传。

　　关于钱镠的为人，史书上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夫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但是也有记载说钱镠生活简朴，衣服被褥用布而不用锦缎；非公宴，所用器皿为瓷樽漆器而已。他还用小圆木为枕，上面安装铜铃，睡觉时枕动铃响，随时醒觉，名曰“警枕”。他还担心守卫晚上睡觉，不能尽职，常用弹弓向城外射弹，使警卫时刻警觉，人称“南方不睡龙”。

　　钱镠统治两浙期间，赋税徭役比唐代增加数倍。自从唐朝于公元780年施行两税法以来，五代十国多沿袭此制。两税法规定将一切杂税包括丁税（人头税）均并入夏秋两税之中，不再另行征收。而吴越却规定每丁征收三百六十文钱，相当于重复征税。由于百姓负担太重，于是有人就通过隐瞒年龄的方法逃税，以致“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通常男子年满二十为成年，就要开始缴纳丁税，这个年龄也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所谓“不冠者”就是不举行冠礼，隐瞒年龄以逃避丁税。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甚至连在西湖捕鱼也要收税，规定渔民每天要缴纳若干斤鱼，称作“使宅鱼”。有些渔民捕捞的鱼不够应交之数，逼得没办法只得到市场上买鱼缴纳，痛苦至极。

　　令人奇怪的是，史书和历代学者记载中对钱氏吴越却颇多溢美之词。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钱氏吴越归宋之后，子孙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会揭其祖上之短。最先站出来批评钱氏吴越统治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中批评了钱氏吴越的严刑酷法和重税盘剥。于是有一个叫做钱世昭的钱氏子孙在《钱氏私志》中毁谤欧阳修，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子孙钱惟演手下时（当时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欧阳修任推官），曾经与一位洛阳名妓关系暧昧，然而此女却被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心怀怨恨，所以在《新五代史》中便污蔑钱惟演的祖先。后来清朝人在著《十国春秋》时采纳了这一说法，使得这种八卦说法流传颇广。

　　其实这种谣言若想澄清并不是难事。按照宋人的记载，欧阳修与钱惟演共事之时相处甚欢，两人时常聚会，吟诗唱和。欧阳修后来在自己的著作《归田录》中，凡是涉及钱惟演的事情，多称颂其美德。在同时代的宋人所著之书中，记有钱惟演依附奸臣丁渭、诽谤名臣寇准、进贡洛阳花卉以邀宠等丑事，而欧阳修对这些事都只字未提，而且还称颂钱氏归宋的行为，由此可见挟私诽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钱氏统治吴越期间，虽然赋敛繁重，但是其修建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还是应该被后人铭记的。现在西湖二十四景之一的雷峰夕照，雷峰塔就是钱氏吴越修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