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12-11 13:02:42
　　NO.36提婆来庐山
　　由于慧远的智识风度超逸群伦，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弟子。龙泉精舍已经住不下了。他的师兄，也就是西林寺的住持慧永便动员当地的信徒捐资，让慧远另修一座寺庙。这事得到了江州刺史桓伊的大力支持。
　　在庐山定居下来后，慧远开始弘扬佛法。他弘扬什么佛法呢？慧远最推崇的虽然是大乘般若学，但也非常重视小乘毗昙学、律学、禅法。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投注在小乘佛法上。
　　他之所以重视毗昙学有多个原因。一是为了摆脱格义佛教。在魏晋时代，人们都是用玄学来解释佛教的，叫做“格义”，但这是用外学解内学，存在很多弊端。慧远的师父道安发现毗昙学注重名相的逻辑推理，可以替代格义，虽然属于小乘，但毕竟是以内学解内学，这样容易让人获得正知正见。毗昙学虽然主张“自性有”，与大乘空宗是相悖的，但它的名相概念和推理方法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这也是道安在长安大力弘传毗昙学的原因。道安去世后，慧远为了摆脱格义，继续弘扬毗昙。

　　二是大乘般若学自身的不足之处。既然诸法皆空，那是谁在轮回，谁在受报呢？毕竟空没有解决好轮回受报的主体问题。而毗昙学的自性有和不可说补特伽罗观念弥补了这个缺陷。人们长期沉沦于名、利、情的执着中，障碍太重，没有足够的慧根，对毕竟空的解脱观是难以承受的。这其中存在一个从有向空引渡的问题。在慧根不够的情况下，急于把因果报应也空掉的后果只会适得其反。
　　三是实修的需要。大乘般若虽然高深玄妙，其操作性却没有小乘那么详细具体。致使大乘中人在实际的修行中打坐、禅修、观想、思索佛理，用的都是小乘的方法和内容。那么，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既然诸法皆空，那是谁在打坐？谁在参禅？为谁参禅？在大乘佛教这里，遇到的不仅仅是如何修行的问题，还有谁在修行，为谁修行这些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果不处理清楚就会妨碍实际的修行。
　　在两晋时代，当时所传的佛经对于是否真有“人我”或“法我”表述得不清不楚，模棱两可，似有似无。这是古汉语的缺陷，人们却把这当作优点。
　　对于慧远来说，最缺乏的仍然是准确表述人我方面的原始论典，更缺这个方面的义学人才。所以当他知道僧伽提婆在洛阳时，他便派弟子去迎请，希望他能来庐山弘道。
　　僧伽提婆是当时有名的义学高僧，本姓瞿昙，出生于罽宾，特别精通《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
　　《阿毗昙心论》是萨婆多部的重要论藏《大毗婆沙论》的精华。
　　《三法度论》则用了三种分类法讲述原始阿含经的要义，是一部专讲转世轮回的论典。把轮回主体命名为“非即蕴非离蕴补物伽罗”，也叫“胜义我”或“不可说我”。在十八部中，原先只有犊子部有此主张，后来也被萨婆多部接受。此论认为“胜义我”与佛说“诸法无我”没有矛盾，人我是指五蕴和合的生命，是色法之我，而胜义我是超越于色法之上的法我。两者既有分别，实质上却是一体的。

　　《三法度论》承认有不可说的“胜义我”，是受、过、灭三法施设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一切万有的存在变化都无从谈起，所谓的修行证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提婆在苻秦时代来到长安，在道安的组织下译出了两部《阿含经》、《阿毗昙心论》和《广说三法度论》。淝水之战后，苻坚被杀，前奏亡国，关中一片混乱。道安去世后，长安的僧团也就解散了。慧远写信给师叔释法和，请他和提婆一起去庐山。提婆与释法和先是去了洛阳。几年后，提婆逐渐熟悉了汉语，才发现自己以前在长安翻译的佛典有很多谬误，便重新翻译了一遍。
　　后来，后秦王姚兴平定了关中，派人到洛阳请法和与提婆回长安去弘扬佛教。提婆对此前在长安时的大小乘派别之争印象太深，不想再卷进去。最终两人分道扬镳，释法和回了长安，僧伽提婆因受到慧远的多次邀请而渡江来到了庐山。
　　到庐山东林寺，慧远对提婆执弟子礼，请他登台说法，自己侧席虚心听讲。
　　此时的提婆对汉语已经相当熟练，慧远便再次请他翻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太元十六年冬，在南山精舍，提婆手拿梵本，逐字逐句译成汉语，道慈笔受，经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讨论，最后由慧远和提婆定稿。译出后，慧远写序，出版发行。这已是提婆第三次翻译，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

　　《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在慧远的佛学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后来提出的神不灭论、三报论、法性论的重要佛学思想都以此为源。提婆在庐山宣讲毗昙学，吸引了很多人，兴起了一股毗昙学的热潮，他的信徒把大乘方等经视作魔书而拒绝翻阅。慧远原有的大乘思想也深受影响，越来越偏向有宗。
　　此时在庐山修行的还有竺道生，他是竺法汰的弟子，原在法汰门下研习本无异。法汰去世后，他便来庐山跟着提婆修习毗昙。道生和慧远都源出于佛图澄，按辈分算是同门师兄弟，但他比慧远少了二十多岁，所以对慧远执的是弟子礼。但他并不是慧远的弟子，在很多方面也不赞同慧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