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杂议一百则》
第2节

作者: 沃尔夫-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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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此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杀是热门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日期:2009-06-16 22:53:54

  之三:礼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切而谦卑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类似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民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 “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认为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许多人缺乏公德观念,却认为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中学生对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自可毫无顾忌的倾泻而出。


日期:2009-08-17 15:16:51

  之四:文库本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个小时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当然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材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材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新小说,中国庶几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历历可鉴。我没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知道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处的,但我肯定没那么多圈点题评。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马上、枕上、厕上”,“马上”今天换作了“车上”。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人而言算不上大碍。文库本便于携带,价格便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远比大开本更好。
  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的整齐阵容,却有小蚁雄兵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大开本就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加了张椅子,给大个子们垫脚。

日期:2009-08-17 23:30:54

  之五: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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