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
　　在报社编前会上，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分管领导很感兴趣，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我相信你，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看有啥线索没有。”

　　我说好。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听完录音，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
　　第二天，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标题是：《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
　　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打电话询问，仍然没读者反馈。等了几天，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间，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问：“刘记者，报道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感谢。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

　　自然是没有消息。我很抱歉，说正在下乡，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说：“也很正常，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种可能。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
　　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他有所宽心，说：“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能有李军的消息。”
　　之后好几天，我渐渐忘记了这事。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他自报家门，嗓门儿大，如果当面说话，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托，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还耗着呢，吐了几次血，前两天又进了医院。”他加了一句话后，“啪”地挂了电话。
　　此后没几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
　　我说：“还在尽力找。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他“哎”地叹气，说：“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

　　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报社。
　　做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下来，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我打车回到报社，领导高兴地说，有个自称是李军家属的人打来电话，希望半个小时后能和记者通电话。
　　我刚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简单罗列了一下采访提纲，桌上的座机响了。
　　电话是从加拿大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孩，电话里听声音，她年纪应该不大，二十岁左右吧。根据声音判断这个人的年龄、阅历，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

　　女该普通话不标准，说：“请问您是刘记者么？我是李鲸，就是日记本那篇报道里李军的女儿，我现在在加拿大，是通过网络看到这篇报道的。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向那个老爷爷说声感谢，我过段时间会回到东川来，一定当面谢谢他。”
　　“日记本”这三个字，她甚至说错了，重复了好几次。这也可以理解，外国人发“ri”这个音，没有几个能发得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