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你式哥，人狠话不多。
　　不得不说，王式是儒生中比较另类的一位。他从来不迷信什么道德说教，对于叛乱分子，他表现得更像行伍出身的武将，直接搞肉体消灭。不是都说徐州兵骄横难制吗？难制就不制，有一个杀一个，杀个干干净净。简单粗暴，行之有效。
　　他的凶狠果断，在平定裘甫之乱时就展现得淋漓尽致。裘甫及其核心成员穷极来投，他没有给予丝毫的怜悯，甚至不顾战场纪律，下令处决了二十多个骨干。
　　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对待百姓，他又像春天般温暖。
　　平乱之初，他不止一次地下达明文规定，严肃军纪，凡是被裹挟、胁迫或是无法生计而投贼的俘虏，一律当场释放，不准追究其过往罪过。军队所过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平定徐州军乱，王式只用了三天。
　　镇抚安南、平定裘甫、大破银刀军，成为王式的一生中最辉煌的三大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与此同时，大唐在与南诏的“安南战争”中屡屡失利，大唐被逼多次易帅，蔡袭、蔡京、康承训、张茵……依然抵挡不住南诏的强大攻势。
　　咸通五年（864），五月，朝廷想出一个一石三鸟的妙招：命徐泗团练使挑选三千徐州兵，赴邕州（今广西南宁）戍边。

　　银刀军被王式屠杀之后，漏网之鱼们死走逃亡，散落各地，成为流寇。朝廷多次下诏，说准许他们回家务农，既往不咎。但他们始终心怀恐惧，不敢归案，一直啸聚山林，做着打家劫舍的营生。
　　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天下闻名。徐州一带的银刀军余毒、土匪流寇更是让朝廷伤透脑筋。
　　既然徐州兵战斗力爆表，与其耗费人力物力苦苦镇压，还不如化敌为己用，让他们去抗击南诏。
　　当时制度，赴边疆戍卒是三年一换。但这次不同，朝廷制书写得明明白白：“待岭外事宁之后，即与替代归还”。并没有给出具体换防期限。

　　这就为日后埋下了一个大大的定时丨炸丨弹。
　　同年七月，慧眼识珠的夏侯孜又为唐懿宗举荐了一个可以打退南诏的人才——高骈。
　　高骈出身渤海高氏，他的祖父是唐朝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高骈之前在与党项羌人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在祖国西陲立有赫赫战功。
　　然而令唐懿宗没有想到的是，高骈挂帅出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接收不到前线发来的消息。如此重要的战争，主帅居然失联了，朝廷对战争处于失控状态。

　　唐懿宗于是向前线监军李维周了解情况，却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高骈拥兵不前，玩寇自重，图谋不轨！
　　唐懿宗大怒，立刻调派大将王晏权赶往前线，接替高骈，急召高骈回朝，打算重重地贬他。
　　唐懿宗余怒未消，却又得到另一份截然相反的前线奏报：交趾大捷！
　　报捷之人是高骈的亲信，随捷报而来的，是南诏大元帅段宗榜的人头。
　　原来，监军李维周对赫赫威名的高骈是羡慕嫉妒恨。早在高骈初到前线时，李维周就动了借刀杀人的心思，屡次催促高骈出兵讨伐，并与高骈约定好，由高骈先率五千士兵打先锋，李维周率主力随后跟进。可当高骈率领五千兵马出征之后，李维周却不发一兵一卒，想借南诏之手害死高骈。
　　没想到剽悍的高骈愣是用这五千人奇袭了南诏五万人，缴获大量稻米，充作军粮。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之后高骈连战连捷，而奏捷的文书却被李维周截留。这就是高骈失联的原因。
　　而当朝廷询问的时候，李维周就污蔑高骈消极怠战、玩寇不前，暗示高骈要谋反。
　　实际上，高骈已经把南诏残余力量全部压缩进了交趾城，并围困了他们十多天，“蛮困蹙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击毙了南诏侵略军总指挥、大元帅段宗榜。
　　眼看就要全歼南诏侵略军，取得辉煌战果了，朝廷调令却发到前线，解除高骈兵权，命他即刻返回京师，接受组织调查。
　　高骈仰天长叹，只带了百余名随从，奉诏北返。
　　王晏权和李维周的军事水平与高骈不可同日而语。交趾前线重围解开，原本穷途末路的南诏军队借机逃走大半。

　　所幸高骈派去朝廷报捷的亲信机智敏捷，他们在海上远远望见一支高扬旌旗的船队，于是向当地渔民打听，得知是王晏权与李维周的船队后，急忙在海岛间躲藏，没有被李维周等人发现。之后，驰谒京师，上达天听。
　　唐懿宗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大骂李维周误国误朕，赶紧撤销成命，让高骈继续帅军讨伐。
　　重新得到任命之后，高骈回到交趾前线，一鼓作气，攻克交趾城，斩杀南诏侵略军三万多人，击毙为南诏充当带路党的土蛮酋长，俘虏招降土蛮数万人……安南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收复安南的奏报飞抵京师，百官入朝称贺，唐懿宗龙颜大悦，大赦天下，普天同庆。长安城内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大唐帝国的丧钟，也就在此刻悄然敲响。

　　总有刁民想害朕。
　　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868），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每满五百人就开团。
　　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广西桂林）。现在，“安南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
　　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
　　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实际是是拖延了一年），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事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
　　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还是“事宁不遣说”，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

　　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
　　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