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民变、起义的群众基础相类似，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此起彼伏，这是客观原因，不得不承认；
　　地方官员为了粉饰政绩，瞒报灾情，还增加税收，编造盛世繁荣景象，作为自己升官的政绩，而把农民逼上绝路；
　　从“银刀卒”到“庞勋之乱”，其残余势力始终没有被彻底清剿，他们一直扮演着群盗流寇的角色，在这一带活动；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带就已经有成群结队的盗匪掠夺民间财产，而州县无力制服；
　　以上是民变能够快速壮大的主要社会因素。占了“人和”。
　　本次民变爆发地点和早期的活动范围，是长垣、濮州、曹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区，在当时也是天平军、感化军（原武宁军）、宣武军、义成军、魏博军等辖区边境交界处，“三不管”地带，这是起义军迅速壮大的地理因素。占了“地利”。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南诏二次入侵西川。
　　这一个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一个在今天的四川，一个在今天的山东，跨着大半个中国。
　　这就对了，恰恰是因为距离远。
　　南诏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诏克星”高骈紧急调往西川。高骈，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天平军总部在郓州，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
　　天平军的精兵勇将奉诏随高骈入川。天平军辖境出现了武装力量的真空，成为民变在初期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是那么诙谐顽皮，这次民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还真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相反，是一次合法的、正义的执法行动——缉私。

　　自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进行改革，推行“官山海”以来，历代王朝都对盐铁等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国家垄断经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均有类似“盐铁专营”的机构和官员，来保证官府对盐铁贸易的绝对垄断。
　　唐朝也不例外，特别是晚唐时期，盐铁专卖的利润几乎支撑起全国一半的财政收入，成为大唐帝国的命根子。
　　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锻造，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儿得转的。而盐就不同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和设备上的门槛，甚至没有资金的要求，舀一瓢海水，晒干了，就能卖钱。
　　门槛低、操作简单，而其中的暴利，又实在令人眼馋。当时朝廷的盐利在900%左右，一块钱成本，卖十块钱，还不存在竞争对手。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
　　三倍的利润就可以无视死罪了，何况是九倍。
　　在封建时期“盐铁专卖”的制度下，一个古老的职业始终如影随形——贩私盐。
　　对于胆敢乱动“盐铁专卖”这个命根子的私盐贩子，朝廷自然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死刑。甚至要实行“连坐”。

　　以唐朝法律为例：私自盗卖一斗以上者，杖背；一石者，处死；没收其贩运所用车马；为其犯罪违法行为提供场地支持（仓库房东）的，同样被治罪。地方官员有义务稽查境内私盐，如漏查一石以上者，罚俸禄，如搜出一斗者，赏千钱。辖境内如一个月内发生两起贩私盐案，县令被撤职；发生十次，刺史被罚俸；十次以上，观察使被处罚。
　　即便面临严厉的刑罚，但在巨额的利润面前，历朝历代都有人顶风作案。比如我们熟知的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程咬金。
　　“贩私盐”的特点是门槛低、高利润、高风险……所以要想从事这个行业，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般来说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盐帮。一面要躲避朝廷的稽查搜捕，另一面还要与其他私盐贩子抢地盘、争斗，也就是“黑吃黑”。
　　各方面都与今日的贩毒集团高度吻合。
　　唐末，也有民间资本合法地参与官府的盐铁专卖。其模式就是官府把官盐批发给分包商，再由分包商零售给终端客户。官府吃肉，分包商喝汤。
　　比如黄巢，他们家世代从事官盐分包业务。
　　这种分包业务本身的利润是很低的，通常情况下，分包商是借用官府颁发的营业执照，从事贩私盐的勾当，把私盐充作官盐卖，以牟取暴利，也就是将“贩私盐”合法化，其实质是走私加偷税漏税。

　　这是行业内部公开的秘密。官府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因为盐商会拿出一部分利润“意思意思”，大家都有好处，合作愉快。
　　久而久之，分包商就成了“盐帮”的合法外衣，他们往往人员众多、组织严密，拥有私人武装，并且与官府暗中勾结，黑白通吃。
　　王仙芝和黄巢，就是这样如假包换“盐帮”头领，大盐枭。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皇帝无度的挥霍，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导致官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增加收入，其中一项，就是增加“盐铁专营”的利润。
　　于是，官府开始与盐枭争抢利益。具体的做法，就是加大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压缩分包商的生存空间。
　　这一举动直接收紧了盐枭们的经济来源，他们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终于在这一年的年底，濮州大盐枭王仙芝的私盐仓库被官府查抄，私盐存货、车马都被没收，还抓走了几个看管仓库的马仔。小弟们都很讲义气，立刻供出了团伙头目——王仙芝。
　　王仙芝听到风声，连夜潜逃。
　　随后，官府将王仙芝列为A级通缉犯，张贴悬赏布告。

　　急急似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王仙芝带着他的几个亲信手下，连夜从山东逃往河南，到长垣县投奔他的一个铁哥们儿，另一个大盐枭——尚君长。
　　扣押私盐、缉捕盐贩，一次光明正大的执法行动，将王仙芝逼上了绝路。在尚君长的支持下，王仙芝拉拢起手下的小兄弟，遍洒“英雄帖”，也叫“绿林贴”、“江湖贴”，相当于今天在朋友圈发条消息，宣布自己要搞事情了。
　　身为濮州“盐帮”头领、带头大哥，王仙芝也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道儿上又一定的人气，很快就聚集了三千亡命徒。
　　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前半句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凡是想要把暴乱粉饰成农民起义的，通常都会用到“均田免粮”之类的词汇，在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阶级矛盾激烈的时期，喊出这一口号，就是对封建王朝的釜底抽薪，很有杀伤力，而且是零成本，喊喊口号就行。而后半句则属于跳梁小丑的意淫，差不多相当于“天下兵马大元帅”、“宇宙最高军事统帅”、“银河系***”的意思。

　　王仙芝首先攻掠了长垣县城。随后，就把目光瞄准了老家——濮州。
　　濮州当时是天平军辖区，天平军节度使派兵镇压，此时的天平军精锐早已随高骈入蜀作战，留下一帮老弱病残，根本不是王仙芝贼众的对手，惨败于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