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根据李伯重等前辈的研究，早期工业化（早期产业化）在明清江南也发生了。早期工业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经济专业化、乡村产业化和人口结构变化。
　　江南工业化给传统社会带来的深刻的变革，诸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日期：2021-09-02 18:04:48
　　（10）

　　#市镇专业化
　　在工商业非常繁荣的背景下，江南市镇的产业分工细致，产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江南的棉纺和丝织业十分发达，著名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府城和下辖的大批镇，多以纺织业为主，兼以其它行业如造纸、制瓷等。杭嘉湖的耕地大多种植桑树，而苏松大半植棉，食粮购自湖广、江西等地。
　　镇的发展水平和专业分工都达到很高程度。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一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八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一千三百二十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一百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一千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记。”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初户籍政策很刻板，但后来就松弛了。南方城镇繁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日期：2021-09-03 11: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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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的产业化
　　从明中叶以后，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手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

　　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这也说明了，江南“早期工业化”，很大程度依然是以农户家庭为单元，作坊规模小。这跟西欧资本主义初期不同，它们是以作坊生产为主，而且作坊的规模比较大。
　　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康熙《嘉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