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上面的引文有点片面。16世纪西欧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等杰出的科学家，明朝缺乏有成就的天学算学家。明朝的制瓷和丝织确实比欧洲好很多，但是造船火炮机械等被甩后几条街。印刷术，明代刻板技术很有水平，活字印刷也有进步，但没有像欧洲那样发明印刷机。

　　【】

　　日期：2021-09-28 16:09:24
　　（29）
　　（以下内容采用了网友新昌仁慧在本楼的发言。多谢新昌仁慧网友）
　　*欧洲的城市自治和第三等级

　　#地理环境与商业
　　古代中华文明地理十分优越。地形平坦开阔，雨水充足，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广阔，足以养活他所孕育的人口。气候温和，雨热同期，物产丰盛，农业发达，可以自给自足。相反，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环海而居，巴尔干半岛地形崎岖，土壤贫瘠，其所产出农作物很难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变大，土地矛盾便日益激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通过部落战争向周边地区（如长江流域、漠北地区）扩张土地来缓和人地矛盾，然而古希腊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命运押在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也面临太平洋，却没有必要成为海洋型国家的原因。罗马本是农业文明，可是土地狭窄，三面临海，既向周边扩张夺取土地，也向海洋扩展谋取商业利益。

　　《史记》中记载“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 、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由此观之，中国因物产丰富、资源充足，所以对于商业的依赖程度比不上物资较为匮乏的欧洲。本土与生自来的自然经济，除了盐铁等必需物外，便无需更多物品的交换。故中国传统商业比重较低，商人数量不算很多。

　　中古时期（中世纪）欧洲大致也是农耕社会，农业产出可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如粮食、羊毛、林木等。庄园也是自产自销的，与中国式自然经济有些相似。然而西欧北欧较为湿冷，物产种类单一，社会财富和手工业远远不如温暖富庶的东方。欧洲的上层社会渴望得到东方种种财富。于是向东方的贸易活跃起来，掠夺欲望不断膨胀。

　　日期：2021-09-29 16:49:25
　　（30）
　　#农业帝国
　　古代的重要文明大都是农耕文明。国家是文明的政治实体，古代的帝国也是农业帝国。中国的历代王朝，罗马帝国和欧洲中世纪的各个王国，还有马其顿帝国、波斯帝国、印度莫卧尔王朝、莫斯科大公国、古代日本的幕府统治，等等，都属于“农业性官僚国家”这个类型。而相对的则是大航海以后西欧出现的“工商业性资本主义国家”。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商品交换。区别在于：商品交换在社会中是否占有了一个压倒性的地位。在欧洲，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到了1500年开始的近代才基本完成的。而古老的亚洲却是在更迟的时代才先后进入近代社会。

　　农业文明里耕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财富。所以各帝国大力扩张土地。罗马对环地中海广大地区的占领，秦始皇征服广大中华大地，欧洲各王国对泰晤士河流域、塞纳河流域、波河流域等的占领。国家抢夺土地的事遍及古代世界，埃及的法老王国、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日本的大和国家、南美的印加国家、非洲的库施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不胜枚举。

　　持久的农业帝国实行皇权下的官僚制度。帝皇通过官僚和军人系统维持对国家的统治。以不同形式征收赋税，主要是土地税，商业税是次要的。在罗马和中国，商品交换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对受到严密的控制。统治者害怕商业发展会形成组织性的社会势力，动摇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另一方面，他们想尽量多地获取工商业的成果，因此就利用国家力量直接经营，或者征收沉重的工商税。大一统官僚国家的各级官吏，对发展工商业没什么兴趣。他们是皇帝的下属，保卫疆土，维持社会安定，才是他们的根本职责。至于工商业，皇帝采取的政策是两方面：大的行业（盐铁、粮食运输之类），由国家经营或直接控制；小的行业，限制其发展。

　　罗马官僚贵族集团严格监管工商业。一切手艺和行业被强制地合并起来，放在国家的控制下。这些行业包括有裁缝、纺织工、金属匠、毛皮工、皮革匠、马鞍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码头工人、船货装卸工、木匠、石匠、小贩、商人、旅馆管理员，甚至还有**。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奥雷利安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他把每个人固定在其本行职业和居住地点，对于十分重要的与粮食买卖和粮食运输有关的协会组织，干脆把他们变成了行政部门，将他们的会员固定地依附于这些组织。 “奥雷利安以一个彻底军事化的官僚机构的首脑的姿态出现，这个官僚机构是在强迫帝国国民所有的团体参加行政工作，以供应帝国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罗马帝国没有留下足够的原始材料，说明罗马国家对商业和手工业的监管、组织和控制的详细情况。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886～912）亲自编著了一本《总监便览》，这是一本东罗马帝国对其国内的工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手册，汤普逊根据这本手册描述了具体的细节：

　　“君士坦丁堡的工人组织有城市总监作为它们的首脑。凡关于新会员的加入、职员的推荐、各行会团体间的关系、团体的整个有机生活，事实上，都是掌握在他手里，由他决定。他处在行会和政府之间，在大多场合下还站在行会和外侨之间。••••••君士坦丁堡乃是垄断、特权和家长主义的乐园。不仅不同行业间的通路为法律严密地封闭着，而且任何一个团体的活动都需受千百条款的限制。国家干涉一切；控制一切；随意进入什么地方，店铺和货栈，并审核帐目。它规定工人的工资、每一种货品出售的日子、地点和价格；制造者不得直接采购，甚至选择他所需要的原料；对于存货的质量、甚至数量，也从来不能有所烦言。雇主无权支配他和工人所签订的契约，甚至也无权支配它们认为必要的学徒人数。••••••一般人只准经营一种行业，不得兼做其他行业。••••••以上诏令所规定的紧密侦查方法，需要大批官员在总督指挥之下进行工作。总监的代表、他的官员、他的稽查员、他的下属，不停止地往来查察，而所有行会的会长，必须尽力予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