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和姜子牙东征三年，剿灭山东地区的东夷族“不服气”势力，将窝藏在那里的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又四年后，等周成王长大成人，周公归还政权给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

　　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臣子的规矩和标准。
　　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被封到山东曲阜，成为鲁国诸侯的祖爷爷。和周公一样，很多周天子的弟兄被分了出去，各自承包一块儿土地，成为诸侯国。异姓功臣也有受封的，比如姜子牙，被封在了山东的临淄，是为齐国。这就是封建制。
　　这些被分封的诸侯都非常小——不足一个县大，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没有力量对抗中央，并且周王朝对他们的军队编制和礼仪等级，都做了严格规定，以免他们造反。因此，从整体宏观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大周王朝整体是安定团结的。

日期：2006-12-6　11:43:36

　　33、周厉王、周幽王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周穆王还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穆王不再找她们玩儿了（李商隐的诗）。
　　周穆王干了55年的开心天子之后，周朝变得没那么潇洒了。周天子单纯注重兵车，没有发展出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还管打仗不叫打仗，叫“观兵”，拘泥于堂堂正正的车战，有一大套礼仪讲究，终于被西戎北狄欺负得够戗。
　　周朝打心眼里不愿意动武。周朝以文治为特色，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国家弄得色彩斑斓，礼仪彰美，“放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与民休息，努力种地。
　　那时候牛还不负责种地，所以被放到“桃林之野”吃草玩儿。养牛和养猪在当时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杀了祭祀，祭祀完了再端下来给人吃。所以祭祀主要用小牛，肉嫩。大牛和老牛，则去拉车。打仗的时候，马拉着战车在前面逞能，牛套着辎重在后面输送给养。总之，牛那时候还是见过世面的，还是比较牛的，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享受耕地的苦差。

　　牛慢慢学会耕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猪呢，则直到现在也没学会）。
　　老百姓就这样在大周朝的抚养下过着好日子，直到建国两百多年后（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执政，开始变得不像话了。
　　周厉王给中国文化创造了两个知名成语，一个是“道路以目”，一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个无道昏君还宣布天下山林川泽都归他个人，谁都不许进去打渔捕猎。肉一下子就少了，牛耕技术又没抓上去，国人眼睛饿得发蓝，于是发生城市暴动。
　　周厉王吓坏了，被迫逃跑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彘就是猪——是为了埋汰他老人家吗。
　　周厉王跑了以后，继任的周宣王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好景不长，不过数十年，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幽王老大爷继位了。
　　周幽王是个“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笑话倒是有一车”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光有老女人添乱，事情还坏不了，他又任用坏蛋来治理国家，于是泾渭地区发生大地震，把老祖宗的发祥地歧山也震了。古代的地震都是代表上帝意志的，但革命乐观的周幽王不以为意，违逆天意和历史习惯，废掉太子，把老美女褒姒的儿子定成接班人。

　　周幽王和诸侯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办法：在大路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击鼓传告，点起烽火，诸侯军队都来援救。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勾魂的笑靥，于是屡屡击鼓举火，招引诸侯驰救，来回白跑，把诸侯当猴耍，演出“狼来了”的故事，博得老美女褒姒掩唇一笑。
　　那个被废掉的太子（周平王）也不是个善主，他冲冠一怒，勾引犬戎异族来攻打他老爹的江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侯没一个来相救的，扯破了嗓子直喊“狼真得来了”的周幽王，眼睁睁地被犬戎逮住，揪着胡子杀死在骊山之下（以自己的生命和权位，换取了这次文艺大联欢活动——烽火戏诸侯活动的大成功）。
　　犬戎兵可劲抢光了周室数百年积累的珍珠宝石美器奇货和美女，源源不断运出镐京（陕西西安东南），放火又把犯罪现场烧为平地。西周王朝至此结束了。

日期：2006-12-6　22:04:29

　　往商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
　　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商纣王的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第二条的“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来区分的，《论语》里的君子、小人，就分别指贵族和庶人。

　　所以，纣王“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是说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他借用了神托梦的名义，否则当时的亲贵集团一定会群起反对。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点人事改

　　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
　　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商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第三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是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也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贯的全国性的历史性的风气，不单从纣王时代才开始。从出土物上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皿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当时的酒，但饮酒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跟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有关，也跟朝代日久，贫富分化严重有关。这都是历史和社会机制的问题，不能只归咎于纣王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