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年）秋，郭崑焘有《寄怀刘秀才蓉二十四韵》，表达对刘蓉正本清源的敬佩之情，有云：
　　“蹉跎豪气敛，
　　钻仰道根深。
　　诸子方殽乱，

　　遗编费酌斟。
　　研精穷至理，
　　挥手拨重阴
　　……

　　奥窔升堂入，
　　渊源凿空寻。
　　会看鸾鹤举，
　　尽废蝈蛙淫”。
　　由此来看，郭氏很可能读过《<思辨录>疑义》，并高度赞同。
　　各位看官，如果仅仅认为刘蓉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的学术之人，以为他只知学问之腐儒，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颇有建树之大才。

　　经世致用志其学。经世是程朱理学的固有之义，刘蓉重视经世则为理所当然。为此，他和罗泽南都很重视实用之学，为经世实践储备知识。据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刘、罗都曾经肄业于城南书院，而城南书院就是以实用之学为重心。某年，两人通信讨论过水利、边防、河患等问题，刘蓉以为“此皆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他尖锐批判“士大夫狃于晏安，循故趋，蹈常辙，不为经世有用之学久矣”。谈到那些言行不一的人，他用的是轻蔑的语言：“言理而不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耳。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其于事理之正，盖两失之，无足取者。若夫摭拾群言，高谈名理，是则老生之陋习。”

　　日期：2022-05-26 19:29:33
　　随笔：谋定而后动，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之基本功！
　　洋光贸然动笔了，似乎惹了一桩不该惹得之“大件事”。是自讨苦吃了吗？
　　诚然，以曾国藩为近代“湖湘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物性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
　　首先，这话题是十分严肃之话题。谈历史，而且是谈近代史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不似上古时代史，了解者不多，即便是简陋，只要没有原则性、常识性错误，一般即可涉险过关。而近代史则不同，离现在时间（年代）不久远、又多为大众所熟悉，因此，更加不能乱说（杜撰或“创作”）。
　　其次，是一个极富挑战之话题（课题）。这个自不必细说，所涉人物差不多都是大人物，且为人为学于后世皆有极大影响。此外，关于他们之学术修养亦大多都达到相当高度。若不严肃待之，稍有不慎则可能贴笑大方了。
　　再次，场面宏大叙事之格局。如果没有充分之思想准备、较为深厚积学之基础，若无高屋建瓴之视觉，就不可能从全局、从一定高度去把握，从而向读者描绘出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之可读性强之内容。
　　第四，时间跨度长。如从曾国藩出生（幼年）开始述起，如果以其一生为期，则长达一甲子有余，所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众多，亦是十分考验人的，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必然陷入疲惫感迭起、乃至不耐烦感而觉“自讨苦吃”了。

　　第五，叙述周期长。这点与第三点类似，但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必须搭好基础之框架，脉络要清晰，否则，不但会把作者绕晕，读者也会觉得杂乱无章，也会失去阅读愉悦感而失去兴趣（当戒）。
　　是故，深思以备之。共勉
　　日期：2022-05-27 04:47:20
　　不一样的曾国藩（80）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躬身经世实践建事功
　　关于刘蓉的经世实践，广为人们所知的是他参与创建湘军及之后建立的事功。其实，刘蓉二十出头时，已经尝试参与地方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信，谓刘蓉十五年前“不得志于有司”，辄早在道光十六、七年刘蓉可能因进言而与当政不谐。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刺激他深入考察社会弊端，其时刘蓉仅二十五岁。大概在十一月，他撰诗寄给时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的郭嵩焘，有“酒酣灯烂雄谈剧，望尔澄清揽辔时”句，期望他为国立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上书大吏，指出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欺凌，“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外患不可忧，可忧者在自身。为此，他详细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内忧。此书长达数千言，覆盖吏治、政教、民生、治安方面的弊病，论事委曲周详，观察入微。青年刘蓉阅历之丰富，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而情绪愤激，禁不住流露于笔端，故对当局多有批评之意。

　　罗泽南看了以后，很是担心，劝他谨慎从事。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刘蓉耿耿于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免重蹈覆辙：“和议之成，令人愤悒。彼虏何厌，行复逞耳。然往者莫追，来者可惩，及此闲暇，亦颇为内修外攘之计否也？执事既列朝籍，正宜蕴蓄经纶，以需时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咸丰谕“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陈奏”。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先后上《应诏陈言疏》、《请设坛祈雨疏》、《条陈日讲事宜疏》 。刘蓉得读后，写信给曾国藩，认为培养人材最急迫，因建议“仿宋胡瑗教授湖州之法，增损以颁诸学宫，诏天下郡邑守令聘蓄道德、通经术者为书院之长，拔其士之有材识志业者，廪于学官，随资性所近，分经义、治事等斋，类聚而时教之”。

　　对国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言。而在桑梓，在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上他都有深度参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朱孙诒署湘乡令。在此之前，他历任宁乡、长沙、酃县令，皆有政声。抵湘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钱粮征收。先是，钱漕由书吏征解，农民受害不浅。咸丰元年（1850年）三月，他将曾麟书等知名乡绅请至县城商议，五月制定新的征收办法，不复假手书吏，百姓颂声载道。曾国潢敬佩地说“此事朱尧师、刘霞兄、赵玉班、刘月槎先生、贺石农，皆是有百分功劳者”，说明刘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练团剿匪。朱孙诒到湘乡前，王錱、李续宾已有练团经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宁李沅发乱起，王氏集里人练团，李氏则应彭洋中之请，在宝庆练团。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太平军起义，湖南震动，湘乡境内会匪骛起。咸丰元年秋，王錱乡试归，倡团练，朱孙诒制定团练办法，刘蓉父刘东屏办六合团。八月下旬，刘东屏、刘蓉带乡勇二百、朱孙诒带数十人，捕获匪徒数十人，朱氏受枪伤。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陷道州，湘乡危急。朱氏因与刘蓉商团练办法，刘蓉认为乡团保伍之法非一时所能猝办，就城募勇为当下之亟，以捐输解决经费。七月底，太平军攻长沙。八月末，刘蓉至县城协助朱氏募勇训练。九月，为团练立连坐法，并两次致书在家守制的曾国藩，邀其往县城商办团练。十月，与朱孙诒、罗泽南平杨家滩匪。十二月，曾国藩奉到帮办团练谕，郭嵩焘、刘蓉先后至曾家，劝其到长沙帮办团练，曾氏遂以朱孙诒、罗泽南、王錱、刘蓉、易良幹、康景晖等人训练的湘乡勇为基础，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序幕。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朱孙诒致书时在家乡守制的刘蓉，认为他“实为当今第一流人物”。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与刘蓉在服务桑梓、创建湘军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