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策，全部是从商人的角度考虑的政策，十分符合船户之心思。于是，他们看到这么好的条件，当场答应，并与陶澍签订口头协议。
　　与船商们谈好只是解决了基础的条件，而真正考验陶澍政治智慧的则是：如何如愿以偿的成功实行海运。陶澍想的是：要既不使河运的既得利益者感觉利益受损而平稳过渡，又不至于使阴招横阻海运，而致功败垂成。此事务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为稳妥计，陶澍抛出了“半海运、半河运”、“河海并运”的思路。
　　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上年的漕运还有40多个船帮没有渡过黄河。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怒，一气之下将负责漕运的各大官员，一个不落、通通打五十大板：原任两江总督、现居大学士的孙玉庭被贬为翰林编修、休致：漕运总督颜检连降两级，以三品衔休致；两江总督魏元煜、河道总督严阆降级留任。
　　“休致”，用今天的话说，叫辞职，或者说是劝退。
　　虽说有了道光皇帝大刀阔斧惩处要人，但陶澍还是觉得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做到积极稳妥，不匆忙行事。他再次提出建议，将“河海并运”的前期筹备工作时间延缓，迟至下半年才开始运输。
　　大局谋定后，与此同时的，则是要迅速搭建得力办事团队。

　　他一到江苏，就分批接待地方官员，对所涉事项逐个摸底。一摸底方知，问题还真的是不少。
　　官事上，在江苏的68个州县中，有能力做事的官员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则是：这些官员，是有七成之多属“捐纳”而进。
　　虽是花钱买官，但买来的官也不全是庸官。造成官员普遍无能的根本，则出在清朝的官僚制度上：分官与吏。
　　官，负责大政方针；吏，则负责具体办事执行。官员不懂办事，而懂办事的吏，却掌握着实际权力；吏往往因工资太低，常借公务向民众“浮收”，也就是乱摊派、多收税。朝廷即使出台利民政策，也常常被他们念歪，常使民众处于无感状态，而不念其好。

　　为了杜绝官吏分裂、执行走样，陶澍便组织成立上海海运总局，由俞德渊出任经理。连黄冕、关天培都被邀请进来主事。并特别选出海运人员，每人都有明确分工，从而杜绝了河运班子之间推诿拖拉、营私舞弊之习气。
　　陶澍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分两次可以运米160余万石。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初五，陶澍发号起运。上千艘沙船行水如梭，开往天津。
　　八月初，前后不满两月，160多万石漕米分两次由上海起航，全部安全运抵天津。运粮之速，米质优良，多快好省，朝野震惊。
　　陶澍在《海运全案序》记载：本次共运漕米163万3千石，沿途损失800多石，不及全部运米的千分之一。正额则颗粒无损，自始至终不溺一人。本次海运速度是河运的几倍，节省银钱10多万两，米10多万石，省去向百姓征“浮收”一百多万两。
　　陶澍漕粮海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成功改革。
　　此事之稳妥，在于他事前缜密、冷静。他有意处理好了前面的“三大问题”，极力促使官员内部矛盾趋于缓和。
　　正由于前面工作的铺垫扎实、细致、到位，当道光帝面对反对声浪时才不为所动，从而得到了道光帝少有的坚定支持。
　　做事深谋远虑、顺天应人，上通下畅，怎能不成？！
　　陶澍海运成功，也在于他敢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他们的服务，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陶澍此次所为功成，震动朝野，也令道光帝大喜过望，兴奋之时将其誉为：“干国良臣”！
　　日期：2022-06-05 11:54:31
　　不一样的曾国藩（89）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漕粮海运实赖“湖湘第一代铁三角”
　　陶澍领衔的“漕粮海运”成功，不得不提另外两位湖南同乡得力攘助，此二人是：贺长龄和魏源。
　　“漕粮海运”行动成功后，对从政有为之信心大增。陶澍又找魏源梳理了一下思路，又与贺长龄共举，一致对“组建经世派、振兴湖湘”之人生理想达成高度共识，自此“湖湘第一代铁三角”正式构建起来。
　　后再经精心谋划，陶澍与魏源、贺长龄等又一次成功推动“盐政”事务，一举解决了困扰大清多年之顽疾。陶澍亦因此被誉为继管仲、刘晏之后史上第三个伟大盐政改革者。
　　魏源(1794年—1857年)，湖南隆回司门前人 ，与陶澍同出于岳麓书院 ，同乡同学又同道。且魏源和陶澍自幼都有“神童”之名（魏源其人还将在本书第二部《闯荡京城》中详述）。

　　陶澍7岁读书，8岁学诗，12岁作文。”魏源9岁应童子试 。陶澍25岁中进士，46岁封疆大吏，53岁擢两江总督。可谓青春得意，官场顺畅。魏源15岁中秀才，20岁考取拔贡，28岁考取举人 ，但却直至52岁才中进士 ，授任江苏东台知县 ，不仅科场不顺 ，官场亦多坎坷。
　　魏源和陶澍有世交之谊。陶澍年轻时随父游学四方，到过魏源家里。魏源祖父孝立公是位“隐居不仕 、笃行著邑”之长者 ，见陶澍年少聪颖 ，谈吐高雅 ，当即热情款待 ，并给予资助。那时魏源年仅几岁 ，彼此印象均不深。陶澍任江苏巡抚时 ，魏源之父魏邦鲁为属下县令 ，陶澍“礼遇之 ，不以小吏待也。”除上下级关系外 ，二人更是乡亲 、朋友。
　　魏源真正结识陶澍则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此年，魏邦鲁进京复官，魏源随父入京应付朝考和从师问学（此时曾国藩方才3岁，尚属幼童）。
　　道光五年(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魏源入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正是此年五月 ，陶澍由安徽调任江苏巡抚，三人始共处江苏一地，交往渐密（此年，曾国藩14岁，刚刚拜师欧阳凝祉，尚未入县学）。
　　当时，“东南之计，无如漕盐”，陶澍深为漕运 、水利以及盐务诸政所苦。而魏源 ，这个 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之学者，对这些问题已深有研究。为此 ，陶澍常常放下巡抚身段，以老友身份 ，前往贺氏幕府向魏源求计问策。魏源亦毫不保守 ，陶澍每有所问 ，总将自己主张和盘托出。
　　道光五年（1825年）秋，魏源随陶澍、贺长龄去上海筹办海运。在陶澍主持的高端会议上，魏源力排众议，极力支持陶澍改革漕运主张，全面阐述了他本人所倡“以海运代河运、以商运代官运、因商用商”之策，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之观点。自此，奠定海运之计决意实施。
　　陶魏联手再度试水”盐政“

　　道光十年（1830年）秋 ，陶澍被授两江总督 ，兼理两淮盐政。
　　陶澍接任两江总督不久，经过调查发现“两淮盐务”沉疴难治，几乎处于瘫痪之境地。
　　一是官盐滞销而私盐猖獗。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乌烟瘴气，而百姓买不起盐，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