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老弟，你就别回来了，就在那负责修修长城，搞搞经济开发和地方治安什么的，也算是锻炼一下你其它方面的业务能力。
　　不打仗也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蒙恬当然乐意了，可怜的他并不知道，他再也见不着他的领导了，因为他回不来了……
　　其实当时修的长城主要是将之前秦、赵、燕在北部防御胡人的长城连接起来，有的地方再增加一些，而且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砖砌的长城，而是就地取材，遇到土就夯土而成，遇到石头就砌石而成，短短几年时间，就修成了西至甘肃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万里的军事防线。

　　这就是传说中的万里长城。
　　长城从此成为了中原防御游牧民族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正式成为了两家的分界线。
　　至此，大秦公司的势力和业务已经到达了北至草原、南至丛林、东到大海、西至戈壁的空前广阔的区域，几乎所有能种地的地方都成了秦公司的业务范围，而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还有公司内部的危机。
　　嬴董事长为了建立他所认为的功绩和权威，除了扩大地盘，还大搞工程扩建，可不管是工程还是工作，最辛苦的始终还是老百姓。
　　比如那巍峨的万里长城背后是万千民工的血汗甚至生命，除此之外，还有他生前要住的阿房宫和死后要住的皇陵，即使这宫和陵至今都是谜。

　　每当看到这里，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常年征战，还不断搞工程，每项工程动不动就几十上百万人，人都从哪里来？人家又都愿意干吗？
　　第一个问题好解决，每家都有指标，能干活的男人就上，第二个问题也不难，强制。
　　虽然在出土的秦简中记载了，那些服徭役的待遇并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么苛刻，但也比较苛刻，毕竟是体力活，还带点强制性（没人愿意干），那问题就来了！
　　我大概的算了一下，按当时全国两千多万的人口算，除去老少丨妇丨孺，再加上连连战争减少的青壮年，所以乐观估计包括那些勉强能干活的人在内，最多只有八百至一千万的劳动力，而修长城，宫城和陵墓加上南征的军人和所有搞后勤的劳动者，理论上能占去整个劳动力的四成左右，实际上可能更多。

　　日期：2022-07-25 21:24:33
　　这么多人都去干活和打仗，谁种地？
　　地还是要种的，饭也是要吃的，税更是不能少的，于是老的少的一起上，短时间这样下去问题倒不大，如果长时间这样，问题就不小了。
　　刚统一都不消停一下，就让人干这干那，生活越来越苦，对百姓来讲，当然没有以前好，让人怀念从前的同时也认为，秦就是暴秦。
　　真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但不完全是。
　　说句客观的话，嬴政是个有能力和魄力的老板，他对国家的贡献是肯定的，他想建立丰功伟业的急迫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低估了百姓的感受，和高估了百姓的承受力。
　　此时百姓的承受力虽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因为老板很强悍，管理层也很稳定，在这种状况下，平静虽然是暂时而脆弱的，但至少是平静的，忍耐虽然是有限度的，但毕竟还可以忍。
　　民怨虽然已经快到了沸点，但还没沸，最多只能算是时间未到的定时丨炸丨弹，而比定时丨炸丨弹更恐怖的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地雷，还是一个雷场——六国曾经的贵族们。

　　老百姓虽然很苦，但毕竟他们从来就没有不苦过，现在只是更苦一点，至少心理落差不会那么大，那些六国的贵族们就不是一回事了，他们从未苦过，现在突然变苦了，心理无法接受，身体也无法接受。
　　因为嬴政，他们世代享有的特权没有了；因为嬴政，他们从曾经的人上人变成了普通人，如果这样还不恨嬴政，那才有鬼。
　　在他们看来，那个姓嬴的就是天下大恶，是绝对的暴君。而真正给嬴政贴上“暴君”标签的却是另外一群人——握着笔杆子的读书人。
　　公元前213年的某一天，心情不错的嬴老板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招待包括儒生在内的一些高管们，顺便讨论一下这几年公司的发展情况，这个时候领导肯定希望自己的业绩得到众人的肯定，拍马屁的人自然就上场了。
　　一个叫周青臣的博士开拍了，当然就是说一些天下太平和皇帝功高盖世之类的马屁常用语。
　　皇帝很开心，虽然大部分都是实话，但在这种场合说出来就是奉承话了，活跃氛围嘛！大可不必当真。

　　可偏偏就有人当真了，另一个叫淳于越的博士就很真，先是将周青臣讽刺了一番，然后又说了一些老板不喜欢听的话，其实淳于博士也是借机旧话重提，大概意思是：周朝能长久，是因为分封，秦王朝想长久，就要……
　　总之，意思就是，分封好，分封妙，分封呱呱叫。
　　总结，郡县制不行，你这几年干的不咋地。
　　这……
　　这次的讨论和多年前的那场讨论截然不同，之前讨论的是该不该做，现在讨论的是做得怎么样，对嬴老板来讲，淳于先生的话，无疑是给了他两个耳光。
　　董事长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但出于对儒生的尊重，面对淳于越的质疑，这位“暴君”同志还是很大度的将他的话交给董事会讨论，和多年前一样，他仍然需要支持者。
　　不出所料，他的铁粉李斯一如既往的站了出来，此时的李斯已是丞相，李大人首先当然是批评淳于先生说话不尊重事实（丞相说话还是有分量的）然后就是举例说明肯定了领导这些年的努力工作，最后借题发挥了他的法家那一套。
　　大概意思是，这天下就应该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以前之所以乱，因为私学泛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学说去对朝政说三道四，这样就扰乱了民心，又影响了皇帝的权威。
　　要避免这些情况就得让那些人闭嘴，还要禁止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免得他们的想法太多，最好是把除了农业和医药等生活类的书以外，那些诸子百家的书都收起来，如果不把书交出来，就……

　　史书记载，是把书收起来后都烧掉了，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这个事情有争议。
　　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千年，当然大部分人仍然都坚持原判（书都烧了），还有一部分一根筋的人总想找出事情的真相（书只是收起来了）。
　　我认为，如果史书是法家写的，又会是怎样的呢？那毫无疑问，淳于越成了马屁精，李斯就成了直言上书的人，而且包括法家在内的书都烧掉了，迂腐的儒家笑到了最后。
　　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和历史话语权问题，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问题的根本，当时的局势有没有严重到烧书那种程度？
　　答案是不至于，嬴政虽然讨厌有些儒生的嘴巴，那也是个别现象，整体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就因为淳于越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或李斯在那煽风点火，就做如此极端的事？还真不至于。
　　李斯在上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谤言朝政和借古非今的都是死罪，藏书不交的就判刑或流放，说明真正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和控制言论，而不是烧书，李大人还说了，除了官方掌管的书外，民间的都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