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药，不仅需要力气，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哑巴张从不吝惜力气，冬天闲暇的时候，他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原药，一袋一袋取下拆包，先用刀剪切碎，根据药性不同选用不同的碾子，或铁碾，或铜碾，或青石碾。
　　他把药材一撮一撮放进药碾子里，用双臂和腰背的力量，来回使劲推拉，让碾轮在碾槽中来回滚动，周而复始。

　　经过碾压、切割、滚磨后，原来毛毛躁躁的叶片、药杆、果实和根茎，就变得服服帖帖，一会儿就粉身碎骨，变成粉末状。
　　最后经过去壳、过筛，分级，再装斗待用。
　　炮制药材，可以说是哑巴张的拿手绝活。炮制药材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而度的把握不仅仅需要经验，还要有灵性，经哑巴张炮制的药材，药性高、毒性小、疗效好。
　　炮制药材这手艺，最先是他在华隆药铺当学徒时，跟闻老掌柜学的，后来经过不断琢磨实践，发扬光大，无论是修制、水制、火制，还是混合制等等，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哑巴张泡的药酒堪称一绝，成为兴隆堂镇店之宝，连文掌柜自己喝的药酒都是哑巴张炮制的。

　　凡是到兴隆药铺看病的人，见了哑巴张，只要看上他一眼，他便停下手中的活计，冲着来人憨憨一笑，算是打个招呼，接着用手势比划一下，继续干活。
　　病人前来抓药，当看到哑巴张认真专注的样子，先对兴隆堂便有了七分信任。有些病人在别的地方看完病，专程跑到兴隆堂来抓药，哑巴张不会开口说话，就把一些注意事项写在纸上交给病人。
　　自从我到了兴隆堂以后，哑巴张就从繁忙的日常杂务中解脱了出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徒，跟着文掌柜专门学习医术。
　　当文掌柜坐堂行医时，他就站在一旁认真观察，细心体会，没有病人的时候，文掌柜就给他讲一些脉诊、舌诊、听诊的经验和技巧。

　　文掌柜每次出诊时，哑巴张就背着药箱，跟随其左右，脏活累活抢着干，学会了针灸、艾灸、推拿、拔火罐等许多民间治病的妙招、绝招。
　　哑巴张不仅心灵手巧，而且悟性极高，文掌柜交给他办理的事情，他都认真对待，圆满完成任务。当兴隆堂内部有人出现头疼脑热的时候，文掌柜有意让哑巴张先诊断、开处方，再经过他审核把关。
　　这一年来，随着临床经验的增加，哑巴张的医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在我看来，文掌柜把哑巴张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精心栽培，一来可以传承兴隆堂独特的中医文化，二来可以以此弥补闻斌给他带来的某种精神上的遗憾。
　　我和哑巴张朝夕相处，潜移默化，从他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接人待物热情真诚，对待生活从容大度，始终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回报文掌柜的深厚恩情。

　　在哑巴张的耳濡目染下，我每天坚持早起，跟着哑巴张摩拳擦掌舞枪弄棒，熟悉掌握了一些格斗技巧，体质明显增强，也慢慢地改掉了原来爱睡懒觉的坏毛病。
　　以前文掌柜给我讲兴隆堂来历的时候，当讲到哑巴张擅自坐堂行医这一段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也替哑巴张感到高兴和自豪。
　　由于天赋异禀，经过长期的环境熏陶，加上哑巴张的不断努力，他已经具备了坐堂行医的素质，缺的只是一个行医的名分和锻炼机会。
　　在还没有得到名份的情况下，哑巴张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并且取得文掌柜的首肯和患者的认可。

　　作为好朋友，我在为哑巴张高兴的同时，也在心中默默祝愿他越来越好。
　　又到了兴隆镇逢集的日子，大姨领着我和丫鬟林芝来到街上，采买日常用品，大姨因为缠着小脚，一摇一摆迈着碎步走在前面；林芝提着竹篮紧随其后，乌黑的辫子垂在背后，轻移莲步，摇曳生姿。
　　我挑着两只竹笼，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悠闲悠哉地走在最后。
　　走过桃坪桥，沿着青石板小道一路向西，大约一袋烟功夫就来到兴隆镇，我们按照分工开始单独行动，大姨闻二妹迈着一双小脚，扭着丰腴的身子，来到东街周围采买菜蔬和豆腐，随便也买一些鸡蛋和肉食。
　　林芝则迈着一双修长的美腿，灵巧地穿梭在中街周围的商店、货站和地摊之间，采买油、盐、酱、醋等家中必备的日用消费品，偶尔也买些女孩子用的上特殊用品，但都是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我则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位于百货商店对面的私塾门前，将挑担和箩筐放在石狮子的旁边，等着林芝将采买好的东西往这儿集中，然后一起去东街和大姨会合。
　　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我便把头凑到路边的棋摊上，挤进围观的人群之中，观赏着来自楚河汉界的厮杀，当然也在时刻等待机会，准备披挂上阵，亲身体验一把车马炮大战的乐趣。
　　“党三，喂！喂！党三你过来！”一盘棋局经过厮杀终于进入残棋阶段，正当我看得入迷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小名。
　　奇怪！在兴隆镇，知道我小名的人并不多，莫不是爷爷又要托梦了？可这是晴天白日的大白天啊！一阵疑惑过后，我转身挤出人群一看，原来是私塾的高先生在叫我。我急忙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娃啊，你长高了，也壮实了！”
　　我刚走到高先生面前，他就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端详了一会儿，摸着我的脑袋，大惊小怪地感慨道。
　　说实话，我对面前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高先生并不喜欢，甚至还有些畏惧，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点点头，算是回答，也算是打招呼。
　　不过，高先生说的也是实情，由于他与我爷爷的特殊关系，自从进入学堂的第一天起，我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我成长的每一个足迹都逃不脱他犀利的眼睛。进入兴隆堂以后，我才迎来了人生中迟到的春天，开始进入发育期，特别是清明节上坟爷爷给我托梦以后，我仿佛进入了长个的黄金期，的确个子长高了不少，身体也胖了许多，下巴上还长出了毛茸茸的小胡须。
　　高先生重新戴上眼镜，不由分说把我拉进私塾的一间学堂，将我按在前排的一只小板凳上，指着面前的小桌子问道：“娃啊，你还记得它吗？”
　　“记得！当然记得！”我急忙应声说道。

　　七岁那年，爷爷将我送进私塾，高先生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班里十几个学童，就数我的个子最矮，也最调皮捣蛋，不时给这个板凳上扎野枣刺，就是给那个桌子上抹黄泥巴，有时还悄悄把别人的课本藏起来，甚至还与同学一起捉弄老师，气得高先生吹胡子瞪眼，当然我的手上和屁股上也没少挨板子。
　　爷爷赶集时来私塾看我，高先生就向他告状，爷爷还没有听完，就拉起我的胳膊往外拽，我揣着屁股不愿走，爷爷憋圆了一口气将我拉到背街处，又扇耳光又拧耳朵，我就扯着嗓子鬼哭狼嚎般叫喊，仿佛要让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似的。
　　高先生听见哭闹声，急忙赶出来，就拉开了爷爷。爷爷便停止了打骂，却抓着我的领口不松手，嘴里说着“不念啦！不念啦！就这熊样子，还不够羞先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