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这段话很值得逐字逐句解读一下。“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即位后，将国都迁到了雒邑。雒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洛阳在周原来的都城镐京的东面，所以后来才称都雒邑的这段周朝为“东周”。之所以迁到雒邑，按照这里的记载，主要是为了避免戎人的侵袭。可见攻入镐京一事，戎人给周王室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从平王那个时候开始，周王室日益衰微。我理解这个衰微，不仅仅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等方面的衰落，更重要的，应该是指的周王室——或者说周王本人——政治影响力上的衰微。此前虽然分封天下，但是名义上周王是天下的共主，是最高统治者，诸侯都要听从他的。但从平王时代开始，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
　　“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一句，实际上是对前面“周室衰微”的解释。“诸侯强并弱”，意思是强大的诸侯开始吞并弱小的诸侯。我们今天觉得春秋战国不就是打打打吗，大国吞并小国，最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很正常啊，那这里为什么说强大诸侯吞并弱小的诸侯就是“周室衰微”的表现呢？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诸侯不论大小，都是由周王室分封的，不管诸侯的封地多少，大家名义上是平等的。你管辖的土地只有经过周王的分封，才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这是当时的法理制度对诸侯的约束。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强大的诸侯不能擅自吞并弱小的国家，因为这是对周王室权威的挑衅，一旦出现这情况，周王可以号召其他诸侯国起兵讨伐，最终可能把这个挑事的诸侯国反而给灭了，所以这种事得不偿失，因此在这之前，如果有诸侯的战争，一般都是出于某种原因，由周王下令给其中的一方去攻打另一方，这样的战争在法理和道义上是符合当时的规矩的。但显然，平王之后，诸侯之间的战争慢慢就有变化了，大国吞并小国变得随意起来了。放在以前，这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说“诸侯强并弱”，是“周室衰微”的表现。

　　“齐、楚、秦、晋始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不是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国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因为若仅论国力，齐、楚、晋一开始就都是诸侯里的大国。这里的“大”，我觉得是指的“自大”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言下之意就是不再遵循过去的礼义制度了。“政由方伯”，意思则是说天下的事情不再是周王说了算了，那些强大的诸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甚至左右了王事的政事。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齐桓公要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了，中国的传统一直是喊什么说明缺的是什么，能喊出“尊王”，说明王已经很久不被大家尊重了。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讲完上述这段话后，并没有再详细讲平王东迁之后的历史，而是立刻跟着来了这么一句：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发现什么没？是的，周平王一共在位五十一年，作为讲述周王朝历史的一篇文章，周平王在位的前面四十八年一笔带过，根本没写一件具体事，周平王五十年和五十一年后面也是一笔带过，只有在五十一年的时候，提了一句话“五十一年，平王崩。”——可怜的平王，长达五十一年的历史里，作为主角的他，只有在死的那一年才被特意提了一下。而不是主角的鲁隐公，反倒是被特意点了出来，为什么?

　　还是我们一开始就在反复提到的：因为鲁隐公的即位，是《春秋》的开端。
　　回到最初的话题，为何说鲁隐公时期，是周的转折点。如果我们纯粹从地理空间维度看问题，那么平王东迁，是西周东周的转折点。如果纯粹从时间维度看问题，那么平王东迁的时候，鲁国国君还是鲁孝公。即使鲁孝公在平王东迁后不久就去世了（平王东迁是公元前770年，孝公去世是公元前769年），仅从时间维度上讲，经历平王时代最长的国君，也是鲁惠公——从周平王三年（公元前768年）一直到周平王四十八年（公元前723年）。考虑到周平王在位一共五十一年，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应该说，鲁惠公时期才是周的转折点对啊，《春秋》似乎应该从惠公元年讲起来才更合理。这个矛盾，似乎可以从儒家的一个习惯得到解释。儒家对于天下的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或者时间空间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也就是说，儒家的“中华”或者“华夏”的概念，不在时间上，不在地域上，而在文化上。所谓的“夷夏之别”，“别”在文化上。你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你是出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认为你跟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在一个屋檐下，咱们也不是一类人。这点，在后来的儒家史观众一直传承下来，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正是基于这种更重视文化传承是否断绝，所以按照儒家的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鲁隐公时期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因为幽王导致西周毁灭后，平王东迁，在人们看来，这意味着复国的开始，也就是说周经历了一次险些灭亡的危机后，政权又重新恢复正常，同时意味着周公制定的礼义制度得到继承。如果周王朝能就此复兴、周公制定的礼制得到发扬光大，那平王就是中兴之主，地位会高很多很多。很遗憾，事实证明平王不是中兴之主。在他即位后的几十年，现实证明了周王朝没能实现复兴，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些完全不符合传统礼制的事情，而这种礼崩乐坏的事情，在儒家看来，比亡国的影响更大。从对平王充满希望，到几十年后，大家渐渐失望，再到鲁隐公的时候，周游列国所见所闻几十年起起伏伏的阅历，让孔子可能对复兴周礼已经彻底绝望了。因此，我觉得，从儒家的史观出发，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隐公时期也就是平王末年，代表着儒家对周礼文化复兴这一想法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平王末年也就是隐公时期，确实是周王朝的转折点——更准确的说，是周公确立的那套礼制文化的转折点。所以，孔子选择了隐公元年，作为《春秋》的开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或者说强行做的解释，至于是不是这样，可能只有孔夫子知道了。

　　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春秋》正文。讨论完“元年”，我们说后面的几个字。“春”，很好理解，春天的意思。改元都是从一年的开始算起，表示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为何要强调一句“王正月”呢？这里的“王”，指的是周王，而非鲁国的国君。从礼法角度而言，那个时候能被称为“王”的，只能是周王。至于我们所熟悉的后来的什么楚庄王、齐宣王之类，这些“王”的称号，其实是僭越礼法后自己给自己加的，按照周礼，这是胡作非为的，算不得数。因为楚庄王、齐宣王这些人，都只是属于诸侯，远远达不到“王”的等级，而且即使是诸侯，里面也有公、侯、伯、子、男这些等级的区别。鲁国和齐国，都属于二等的侯爵，楚国一开始地位更低，属于子爵，所以其他诸侯瞧不起他，连楚国自己也自嘲“吾乃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