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述完几件让隐公难堪的事情后，《左传》来解释《春秋》里对十二月发生的有记载的两件事。首先第一件事，是“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意思是祭伯这次来，并不是奉了周天子的命令，而是私下来的——那祭伯为何而来呢？没有解释，我有一种猜测，前面我们提到这一年祭国被郑国所灭，祭伯会不会因为为此事而来呢？或许想让鲁国出面与郑国交涉一下把吞并的祭国土地交出来——毕竟鲁国当时是大国，有跟郑国谈判的实力，又跟祭国的祖先都是周公，血缘上两家很亲近。而且从这个角度讲，祭伯来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事也说得通。但是《左传》没记载是不是因为这，所以就不好说了。

　　这个月发生的第二件《春秋》有记载的事，是“公子益师卒”。公子益师，字众父，跟前面提到的公子豫一样，也是隐公的叔伯辈。卒，就是去世了。小敛，是指给死者穿衣，与之对应的是使死者入棺为大敛。 《左传》对这件事的补充说明是“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意思是众父逝世，隐公没有前去参加小敛，故而《春秋》没有记录众父去世的具体日期。隐公之所以没有去参加，我猜应该不是隐公对公子益师有意见，以这一年来隐公行事的风格，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更有可能是去参加公子益师小敛这件事，按礼制应该是国君的事，隐公摄政，所以他不愿出席本来应该国君出席的场合。

　　说完《左传》，我们再看看《谷梁传》对这年十二月鲁国发生这两件事怎么看的。针对“祭伯来”这件事，《谷梁传》的解释如下：
　　“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按制，周天子京都管辖地方千里称寰。寰内有食邑的大夫称“寰内诸侯”，祭伯就属于这种“寰内诸侯”。这段话意思是说，来是来朝拜的意思。之所以不说朝拜因为祭伯是周王畿内的诸侯，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他不能随意出国拜会诸侯。祭伯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外交行动，所以不说这次来是朝拜鲁国国君。
　　但是《谷梁传》在解释完这件事后，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聘弓鍭（hóu）矢，是一种特定的具有礼器象征的弓和矢，应该是主要用在聘问仪式中。我查资料时看到一种说法，说作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周朝的时候围绕射箭形成了一套“射礼”——听着有点像围绕喝茶形成的“茶道”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聘弓鍭矢应该就是射礼中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专用弓矢，字面上猜测似乎是行聘礼的时候用的。束脩，是古代学生初次拜见老师的时候给老师带的表示敬意的礼物，后人解释说这种情况下的“束脩”就是肉干、腊肉一类；束脩也指亲朋之间、同僚之间赠送的礼物。竟，应该是通境，边境的意思。埸，读作yì，也是疆界的意思。至尊，就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当时语境下就是周天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表示聘问用的弓矢一类的礼物，不能随便拿出边境（这么说难道祭伯是来求亲的？）；干肉之类的礼物是私人间交往用的，国与国之间正式的交往用这个就不够档次失礼了；有周天子在上，一切要听命于他，不能存有二心——言下之意，祭伯这次来鲁国，应该是带了“聘弓鍭矢”“束脩之肉”做礼物。如果是带前者，要有王命；如果有王命而又带后者，则又不正式。祭伯带的东西前后矛盾，说明这次来鲁国，是不符合规定的。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次来不是奉了王命的。但是，作为王室的大臣，不奉王命私下结交诸侯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这样做是表明祭伯作为王室的大臣有了贰心啊，不忠于周王了——总之祭伯有问题。

　　针对“公子益师卒”这件事，《谷梁传》的解释如下：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意思是说，大夫去世称“卒”。正常情况大夫死了要记载死的日期。之所以《春秋》里没有载公子益师死的日期，是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也就是说做出了有违礼制的事情（“恶也”，也可能是说孔子不记载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是为了表达对这个人的厌恶和批评，至于为何厌恶或者批评，那肯定还是因为公子益师所作所为不符合孔子的观念）。为什么说公子益师“恶”，至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太详细的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谷梁传》认为《春秋》之所以不记载公子益师死的具体日期，并不是因为隐公没有参加他的小敛，而是因为他“恶”，这点与《左传》的观点不同。

　　《公羊传》对这两件事的观点又跟《左传》和《谷梁传》不同。对于“祭伯来”这件事，《公羊传》的解释如下：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祭伯是周天子的大夫，这次来鲁国并不是官方出使，而是投奔鲁国（我猜这意思是祭伯可能做了什么触怒周王的事了，所以要逃亡？），但之所以《春秋》没有说他是投奔鲁国，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名义上是都归属周王的，“王者无外”，就是后来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就祭伯而言，不管你投奔哪个诸侯国家，其实都在周天子管辖范围内——换句话说，如果祭伯是另一个诸侯国的大臣，那么这件事的记录就可以用“奔”字了。

　　针对“公子益师卒”这件事，《公羊传》的解释如下：
　　“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远，意思是时代久远了。异辞，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可见，在“公子益师卒”这件事上至少有一点三传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春秋》没有记载“公子益师卒”的具体日期，是有原因的。但对于《春秋》为何这样做，《左传》和《谷梁传》看法不一，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而《公羊传》则又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是因为这件事（距离孔子时代）年代久远，孔子看到的记载和听到的说法都不一致，（所以没法确定具体日期）——我倒挺认可《公羊传》的说法，譬如《左传》和《谷梁传》看法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鲜活佐证。

　　总之，三传对“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这句话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隐公元年十二月，因为某种非正常原因，祭伯出现在了鲁国；二是隐公元年十二月，因为某种未知原因，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没有被《春秋》记录下来——这两件事背后的真相，如同诸多历史迷案一样，已经无法探究了。

　　至此，隐公元年的事情我们讲完了。总体来说，这一年隐公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他也很努力去做一些事，例如他努力去结交盟友缓解外围压力。但是内部依然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虽然《春秋》没怎么细说，《左传》则对此做了补充，无论是四月费（bì）伯在郎筑城，还是十月公子豫私自出兵并与邾人、郑人盟于翼，亦或是鲁国新作南门，均非“公之命”——也许就是四月费伯不听隐公命令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才导致后面公子豫也敢无视隐公的命令了。这些都表明隐公摄政之初，虽然是名义上摄行君主之事，但实际上在鲁国内部他还是面临诸多挑衅。其实也正常，即使是真正的国君在执政的时候，也会遇到权臣的挑战，何况隐公这种暂行摄政的君主——毕竟，不是真正的国君，名不正言不顺，说下来就下来，不听王命的权臣们也想通过一再试探隐公底线去争取更多的实权，各位大臣们也要提前考虑站队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