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回报，道士郭行真也成了高宗的出气筒。他可能进宫后真的没做什么吧，下狱的罪名很奇怪，说他把佛经糅杂到了道经里面，于是就祸乱百姓了。郭行真开始不认，很是吃了些苦头，“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判处长流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流放致死之地），家产充公，一众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在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以争取信徒的时候，想出这种罪名，高宗也够可以的。这就是法制太健全的麻烦，要惩治个看不顺眼的人得想半天罪名，还得考虑是否合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友，就成了帝后争锋打架时摔坏的坛坛罐罐。不过，上官仪是满门抄斩，郭行真只是长流，算起来还是武后猛一点。

　　由不得想到向高宗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后宫历来是皇后统率，就连皇帝身边也全都是皇后的眼线，王伏胜何以会向高宗告发皇后？或者……他本来就是皇帝派去监控皇后的吧。虽然是患难夫妻，虽然信任到让她帮忙打理政事，但还是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摩擦，甚至想过要废后。而武后当然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心要监控老公的，毕竟，她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的身边，从来都有另外的女人。

　　仍然相信，李治一直是爱武后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明了她可能会不利于李唐皇室的时候，这种爱和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纵观李治不算短暂的一生，我们难以发现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在内，有过这样强烈而持久的爱。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会不放心，会派人监控，这是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还是人类的共同悲哀？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6]《隋唐嘉话》
　　武后的长子李弘4岁即被封为太子，深为高宗所钟爱，8岁即首次受命监国，至麟德元年已有3次监国理政的经历，仁孝英果，处事得体，是高宗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武后母以子贵，并无大过，以高宗犹疑多变的性格，听了武后的一番申诉打消废后计划并不奇怪，——出尔反尔的事情他干的可不止这一桩，然而事情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高宗的诏书虽然没有付诸实行，武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以来，一直顺风顺水，不停地承恩生子，更受托处理政事，自以为大权在握，天下事皆在掌控中，这起未遂的废后事件便如当头一棒，让她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原来皇后的尊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在帝王的心念一转之间便会化成泡沫。这一认知极大地刺激了武媚，原来被视为人臣巅峰的后位依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依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安分守己地作一个皇后，而是以攻为守，以不间断的进攻来攫取更大的权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又萌生了不可遏止的权力欲。这样的性格，其实很少有。一般人在发现自己的逾矩惹恼皇帝差点带来杀身之祸后，反应恐怕都是惶惧不安，从此韬光养晦，小心做人，便如玩火不小心烧到手指的小孩，下次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在认识到了帝王的权威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之后，不仅不知道害怕，反而生出异常强烈的渴望和攫夺之心，正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个性，使武曌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诞生成为可能。[7]后位既然并不稳固，她便要求比皇后更大的权力和保障，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必然是通向女皇之路。

　　这是自杀女夺嫡以来，武后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一、她认清了一切权力和尊荣均来自于皇帝，竭尽全力地维持帝王的恩宠不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我外婆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我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该拜下风。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具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的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

　　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呆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唐代常用“圣人”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