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欢经史书法，又喜欢苍鹰骏马，性格坚强自负如他过世的兄长，活波好动精力过人又似足他的母亲。高宗诸子之中，以他的容颜最为俊秀，举止端庄而又洒脱风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许是最像他母亲的孩子，同样的才华绝世，同样的叛逆性格，同样的骄傲，也是同样的魅惑。贤的爱好极为广泛，他可以陪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明纵论书法，可以和蒋王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显等年轻人在马球场上纵横驰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谱曲弄琴。正是因为他交游太广，日后被废时连累了一大票人。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贤一直心存反感，并且不在意让这种情绪当众流露。监国处政，务必表现得和母后不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面对这一波波攻势，武后气定神闲，见招拆招，半步不退。对于高宗，她继续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险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响。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后的头一个月，即将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降至仪凤元年，萧淑妃之子素节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作《忠孝论》让仓曹参军张柬之偷偷送入宫希望呈献给高宗，不料被武后见到，嫌恶更甚，诬他收受贿赂，降封翻阳王，安置于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这位高危人物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顺便提一下，这是张柬之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给武后的印象很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让武后不满意的事情，到最后终于将武后赶下了宝座。武后对于二位庶子的处理，当与太子贤新立而境界有关，也可视为她希望能确立母后权威的处置措施。不过对于高宗，武后仍然表现得十分贤惠体贴，只是她把温柔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力图将高宗与外界隔离起来。

　　对于贤，武后的办法就多了，怎么说也是母子君臣，大条道理好讲。先是让北门学士送了两本《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该怎么做个听话的乖儿子，接着又亲自写了若干封信，指责贤的不孝。可是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会写书，他也会写书，《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接过来就顺手扔一边去，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唐代享乐主义盛行，要在这方面找岔子，一抓一个准。太子贤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无禁忌，虽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颇好风月，宠爱一个叫做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与之同寝同处，亲密如情侣。（这位赵道生大约就是电视剧《大明宫词》合欢的原型，不过编剧顺手给栽到了太子弘的头上>_<）古代达官贵人多好男风，西汉就有一窝兔子皇帝，但在李唐皇室似乎还算丑闻来的，比如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承乾的心肝宝贝同性恋人称心，据说承乾谋反也有这个原因。可是高宗这方面却比他老爸开明得多，在他看来既然贤已经尽了传宗接代的责任，s e x partner是男是女大可以不管的。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贤的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弘，或者是自感底气不足，才会表现得越发叛逆和激进。武后的所有警告和指责都被置之脑后，他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调笑吟唱，也照旧地宠溺着他的同性恋人，监国掌政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裁决，甚至不像哥哥遇大事还要请示二圣。他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越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皇后和太子之间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正和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贤倔强地以沉默来对抗传言，只是他看人的眼光变得更为凌厉和不信任，他相信身边一定有母后安插的间谍。意志的对抗，智慧的交锋，阴谋，谣言……汇聚在权力撕扯的大明宫里，重重帷幕低垂，阴森而诡秘，如同人心。

　　（未完待续）
　　此时大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太平，东、西突厥皆在密谋复国，多次叛乱，安西四镇几经易手，幸得裴行俭等人治军有方，尚能维持局面。最难缠的还是吐蕃，刘仁轨有心排挤李敬玄推荐他去抵御吐蕃，李敬玄本是文官，懦弱无能，青海一战大败于吐蕃战神论钦陵，幸好手下黑齿常之率敢死队深夜偷袭吐蕃军营，迫使对方慌乱退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鉴于吐蕃的猖狂，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军事人才，征召不拘一格，百姓官吏均可应征，并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策，首开大唐武举制度的先河。原本是文官的娄师德即应举猛士诏而从军，他当年已经49岁，“以红抹额”而应诏，就是系了块红布在额头上，揭下榜文去从军，这形象估计比较刺激，影响很大，以至于n年后的杜牧还引以为文人从军的榜样。李敬玄青海之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 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

　　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绵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