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劝李渊起兵的当属窦抗。窦抗是窦夫人的族兄，曾官至隋朝幽州总管，仁寿四年，因牵连到杨谅造反一案中，被迫辞职闲居，也由此播下了对杨广仇恨的种子。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发难，窦抗曾专门跑到弘化去见手握强兵的妹夫李渊，并劝他乘机也干上一票，当时李渊虽然拒绝了，却一直记着这事儿，日后造反成功，还专门跟窦抗提起过。

　　李渊不干的理由很简单，所谓枪打出头鸟，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更何况他当时刚到弘化履新，翅膀还没长硬。
　　此外在大业十一年，李渊就任河东慰抚大使期间，他的副手夏候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夏候端品性忠贞，为人可靠，所以这一次李渊的反应也更有意思，他居然没有当场拒绝，于是史书中对此用了一句话，“心然之”，意思是说，表面上虽然绷得住，但在内心里，其实是蛮有想法的。
　　到了大业十二年，李渊大权在握的时候，类似的劝说就更多了，先后有许世绪、唐俭、武士彟等多名亲信在私下里向他轮番进言，尤其武士彟做得最出格，居然把“兵书祥瑞”等一应宣传资料都准备好了。那李渊是怎么回应的呢？李渊的表态一般有三层意思，其一，叮嘱大伙别乱说（安全第一）。其二，他会考虑的（大伙都是好意，不能打击大伙的积极性）。其三，苟富贵，无相忘（这个明显是鼓励了）。

　　总而言之，大量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渊是早有造反之意的，早到什么时候？至少比李世民要早。不过有想法并不等于实际行动，李渊有什么具体行动吗？
　　您还别说，真有。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接纳刘弘基、长孙顺德、窦琮三人。这三人都是亡命之徒，尤其前面两位，犯得都是军法，是死罪，而李渊胆敢接收他们，说明了什么？说白了，就是为将来干大事积蓄骨干力量。
　　此外在历次剿匪行动中，他虽然遣散了一大批反政府武装分子，但也从中吸收了一些颇有战斗力的投诚人员，这种招降纳叛的举动无疑也是他为另起炉灶所做的资本储备。
　　除了带兵打仗的，舞文弄墨的，出谋划策的也有，比如温氏兄弟，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亲信。要干大事，没有这些人，也是不成的。
　　不过他最信任的，还是裴寂。裴老头子在他心里永远是第一。
　　日期：2011-04-26　14:33:39
　　★★★（连载 71 ）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之所以投靠李渊并劝他起兵，固然有其手握大权的因素，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致。

　　李渊实在是一个好领导，好上级。《起居注》中曾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这也就是说，举凡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即使是一面之交，多年以后，他仍旧能叫得出对方名字。可以想见，叫出名字以后，接下来便是握手言欢，嘘寒问暖，令人如沐春风。温大雅这么说绝非过誉之词，从各种史料看来，李渊在人际交往中的确有这种本事。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笼络人心驱使豪杰的一种手段，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也正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唐器度！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既然李渊如此了得，那他为啥会在历史上留下一副懦弱不堪的庸才形象呢？
　　原因很复杂，但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条。
　　其一，唐朝步入正轨后，史官们开始突出强调了李世民的作用，而对李渊在太原兵变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幕后操盘掌控大局的行为表述不足。比如史书中说世民拉了不少豪杰下水，这肯定是错不了的，但在另一方面，那帮人主要还是奔他老爹的面子去的，所以才给小李一拉就纷纷下水了。
　　道理很简单，一个是太原留守，一个是太原公子，如果要你选，你会选择谁？
　　其二，李渊自己多年来韬光养晦所致。他这人一向低调，嘴巴很紧的，很多事情他做了，他不说，除了一些贴心人以外，你想橇开他嘴巴跟他交交心啥的，很难的。何况太原兵变说穿了，便是造老杨家的反，老杨家是他什么人？让他承认自己早有阴谋，他傻呀？
　　谁说我是太原兵变领导人，你们有木有搞错？我是给世民那小子拖下水的！
　　即便你们骂我是胆小鬼，也不能骂我傻，骂我二！

　　伤不起呵！
　　可这一来，史官们恼火了，老李你不说是吧？行行行，俺们还不记你了！
　　其三，后世史官的解读或评价体系有问题。很显然，如果把李渊起兵说成是蓄意造反，不啻于骂他是“乱臣贼子”。这个对李渊本人也不好，而抬高一些李世民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毕竟他和老杨家的关系要远一些。
　　还有一点，李渊图谋造反为什么不跟世民和刘文静两人明说，而总是显得很被动，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主要是因为这两人性格都比较外向。
　　但在另一方面，两人的外向性格正是李渊低调或被动性格的有力补充！

　　尽管如此，史官们还是把真相基本都告诉我们了，否则我们何以做这一番分析？只要细究历史，我们仍然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日期：2011-04-26　14:38:49
　　★★★（连载 72 ）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早有想法也有行动，那他为什么迟迟下不了决心呢？换言之，也就是，在他起兵造反的心路历程上究竟有哪些心理障碍呢？
　　首先一个是感情方面的因素。李渊毕竟是隋室近亲，做隋官，食隋禄，长达三十余年，可以说他的一切都是老杨家给的。虽然一路走来，也是起起落落，但仔细想想，老杨家待他还是很不错的。七姨夫七姨娘的关照自不必提，就是杨兄弟，其实也不算太难为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以在真正起兵之前，难免要经历内心的挣扎。

　　更何况，李渊本身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他对父母、妻儿、以至亲朋故交、同事下属都是很讲感情的。这么一个人，你让他跟老杨家说掰就掰，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真能那样，相信他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潜伏》中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老杨家缺少人情味，所以隋帝国就短命，而李渊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却极为重视博感情。
　　再一个，就是风险因素。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众所周知，造反是一个高危职业，它涉及到利害的考量。自古以来，造反的人不计其数，但却少有成功者。远的不说，杨谅杨玄感两人就是例子。是的，也许造反真有前途，但万一前面是万丈深渊，是地雷阵呢？是不归路呢？所以，尽管李渊早有想法，但考虑到这些因素，面临选择时，心里还是会犹豫，还是会下不了决心。毕竟他在隋朝已经混到了三品大员，一旦造反失败，不但这些化为乌有，而且会把身家性命，甚至是子孙后代的幸福全都搭进去。他有多少本钱可以这么做？

　　何况李渊虽然有过意气用事的经历，但却绝不是一个鲁莽从事的人。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给老杨家打工三十余年，他的生存哲学主要还是低调二字。这种谨慎稳重的作风在他身上早已深入骨髓，你让他在风口浪尖上猛地显摆一把，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再说当时虽然已经天下大乱，但时机的确还不够成熟，在这种关键时刻，一定要沉得住气。至少暂时观望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