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荣之前，郭威也曾经严厉打击过私销铜钱，但郭威时的禁铜法的弊端在于打击面过大，“如有违者，所在不论多少斤两，并处死。举报人赏钱一百贯。”(9)而柴荣的禁铜法与郭威时代相比，条文更为细致，也更加人性化，至少私藏不到五斤可免死罪。
　　另外，柴荣恩威并举，不用雷霆手段　不显菩萨心肠。一方面严厉打击熔钱为器，另一方面又要给人活路。

　　柴荣对官府向民间收购铜料也做出了规定：
　　一、民间私有铜器收购。如果民户主动上缴铜器，政府给予奖励。“其人户若纳到熟铜，每斤官中给钱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10)
　　二、采铜者及民户在官方货场上将铜或铜料卖给官府，也有优惠政策。“其熟铜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铜每斤添及一百五十收买。所有诸处山场野务，采拣陶沙到。旧例，铜每二十两为一斤，今特与十六两为一斤，给钱一百三十收买。”(11)
　　第二条实际上是在两年后的显德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推行的新政，比第一条晚了两年。柴荣体贴民间采铜不易，将铜斤的重量从每斤二十两，下调到每斤十六两，更多的让利于民。比如按旧制，民户向纳十斤铜折二百两，能拿一千三百文钱。而现在纳十斤铜折一百六十两，依然能拿一千三百文钱。
　　同时，柴荣理解民间的铜器需要，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铜镜，不能一禁了之。周朝政府设立了官厂，打制铜镜，然后在汴梁设置专业批发商场对民间销售。百姓可以自用，也可以成批购买后到外地贩卖，解决了老百姓的铜器需要。

　　柴荣的禁铜令必然会损害一些人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国家稳定，财政财政充裕，是符合百姓利益的，当然前提是政府愿意放利于民。而且柴荣并没有完全断绝老百姓的活路，他尽可能的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
　　显德二年的这次收铜铸钱事件，是柴荣五年半皇帝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虽然任何一种严刑峻法都不可能完全禁绝有些人在暴利面前的挺而走险，但柴荣却最大限度的制止了私铸私藏铜器的违法现象，稳定了市场，稳定了政治，功莫大焉。
　　到了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十一月，赵匡胤下诏，禁止毁铜佛像。此举说明宋朝官府已经不缺钱了，而原因有三个：
　　一、宋朝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割据政权后，将三地的钱货运到汴梁，财富自然增加。
　　二、赵匡胤本人崇佛，他对柴荣“毁”佛非常反对。

　　三、柴荣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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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唐文》卷一百一十四
　　(2)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
　　(3)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卷五百零一

　　(4)　《宋史.食货志二》卷一百八十
　　(5)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卷五百零一　　(6)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卷九
　　(7) (8)《新唐书.食货四》卷五十四
　　(9) (10) (11)　《五代会要.泉货》卷二十七
　　日期：2010-9-17 18:34:00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础
　　三　工商业政策　
　　关于宋朝工商业的发展。有观点认为宋朝是历史上工商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这确实是个事实。但是更大的事实是：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唐朝五代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唐朝末期，天下纷乱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就已经足够繁荣。任何一个时代的繁荣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宋朝的繁荣，其中有赵匡胤及北宋诸帝的功劳，也有柴荣的功劳,以及前人的功劳。柴荣的商业改革，直接促进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魏晋以前，中国经济的主体地带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缓慢。到了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大量耕地得到开垦，人口也急速增长。唐朝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已经明显超过了黄河流域，由于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多山林，适宜开发林渔果茶等副业。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更加凸显了江南经济的重要性，唐人韩愈说过：“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

　　唐末五代时的中原战乱更加残酷，而南方受战乱波及较小，所以南方的经济比重依然高于北方。只不过南方由于政权太多，实力过于分散，五代政权才没有被南方比下去。
　　柴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民生凋敝，商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五代的商业，后周之前的几个政权，无不以搜刮商税为要务，肥了自己，瘦了天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唐庄宗李存勖时代，李存勖任命孔谦为租庸使，制定了商业重税，在官道上设卡，专务搜刮。商贩不堪其苦，改走山路，没想到孔谦又在山间小路设卡征税。即使飞上天，照样有税卡在等着你，简直就是无孔不入。

　　国家收税天经地义，但凡事都要有个度，商业贸易的繁荣，必须依赖于较轻的税课政策。柴荣即位后，对此进行了整改，减轻税率。大抵有以下几条惠政：
　　一、禁止地方政府课收过往商人贩牛的关卡税。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六月，柴荣下诏：“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不过柴荣很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他同时还规定：“如是货卖处，祇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2），不得别有邀难。”(3)意思是如果牛贩子进行交易，则税务机构可以向他们征收2％的利润，但严禁多收。2％的税率并不高，牛商也能承受得起，地方官府也能捞点油水，皆大欢喜。

　　马端临就此事进行点评：“鬻卖而有税，理也。经过而有税，非理也。观此，则其来已久，而牛畜之外，馀物俱有过税，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4)马端临讲了两个方面：
　　1、肯定了柴荣停止了向过往商贩收取过路费。
　　2、既然牛贩子过关卡要交过路费，那羊贩子、驴贩子、狗贩子、鸡鸭贩子，还有其他商品贩子，过关卡也都是要交“买路钱”的。有些官员贪图民利，就没有理由只和牛过不去。商品经济的繁荣，有赖于政府减轻商税政策，如果四处吃拿卡要，商贩都呆着家里不出去，还发展什么商品经济？
　　二、取消酒醋禁。唐朝政府对民间酿酒的态度时开是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粮少则禁，粮多则开。不仅是酒，醋也一样时开时禁，同属于官方经营，食醋收税，至少不迟于三国时的魏国，魏国名臣刘放曾经上书请罢醋榷。后梁允许民间酿酒，“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5)。后唐虽然同意民间酿酒，但条件是每亩须交纳麴錢，随同夏、秋两税一并上交。

　　柴荣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下诏取消了对民间酿酒的限制性政策，“罢先置卖麴都务，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6)同时允许百姓在市场上销售自家酿造的酒醋。柴荣取消酒醋禁令，繁荣了市场，也增加了百姓收入。
　　可惜这项利民的好政策，在宋朝被取消了。宋朝的所谓国库充盈，是建立在与民争利的基础上的。宋朝的富裕，只限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是没什么关系的。
　　宋朝的底层百姓生计非常艰难，“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7)朱熹甚至认为北宋的灭亡，压榨百姓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宋初年的广州州学教授林勋也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8)比如上面讲的牛贩过关不收税，宋朝反其道而行之，只要行人带着货物过关，一律收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9)
　　为了防止商贩避开官卡，宋朝还规定，商贩必须走官道，“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10)另外，税官可以从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过税，称为“抽税”。如果是商贩在本地做生意，也要交“住税”，每千钱抽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