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
　　等我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看，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
　　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就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桩，这一练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精壮结实的半大小子。我爹很高兴，经常让我教他几招，有时候还跟我过过手。自然，他输的时候多，躺在地下老半天爬不起来。开春的时候，我爹又托了他一个同学的关系，把我送到了区业余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训练。我很争气，在当年的武术运动会上，拿了个刀术第一名。自然地，我的学习就放松了，有时候考试还不及格，我爹似乎不太管我的学习，他的脑子仿佛全放在了我的身体上。
　　那时候，我爹又调动工作了，他成了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
　　他自行车把上的包儿也换了，不再是那个鼻涕一样的布包了，换了个黑皮子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
　　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说：“我根本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
　　我爹生气了，那只眼像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
　　结果，我没考上。
　　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后来憋不住了，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
　　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
　　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滩浆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
　　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哈哈。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工资低，像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有一天我下班早，顺路给我弟弟买了几个包子，我把包子揣在胸口里捂着，跑在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我撞了一下，他骂我：“你他妈是个傻子？低着头跑什么跑？”
　　我两手捂着包子，用两只脚轮换着抡他，把他抡成了一只忙碌着的陀螺。
　　到了我爹学校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下课。我看见一个教室的后面围着一群人，我爹在后面吆喝：“好了，好了，大家都回教室。”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奈，好象他不是教导主任，而是学校里的勤杂工。当时我就明白了，人群包围着的可能是我弟弟，大家又在拿我弟弟开心。我扒拉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我弟弟，他在给大家唱歌：我家小弟弟呀，半夜笑嘻嘻呀，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我拉着他就走，我爹就这样傻看着我，直到我走出了校门。
　　我让我弟弟趁热把包子吃了，就让他在一个草垛后面等我。我返回了那个教室，一脚把门踹开了，老师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把那些逗我弟弟的同学全拖出来了，一人在脸上来了一个“旋风腿”，他们趴在地下像一只只死耗子。我冲地下啐了一口，拍打了两下手，横着身子走了。走到门口，我爹跑过来想打我，我边跑边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回家照看我弟弟！”
　　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把家搬到镇上，上班的时候由我带着我弟弟。
　　过了几天，我爹跟学校要了一个宿舍，我们就搬去住了，村里的房子卖掉了，卖了一千块钱。
　　走的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我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象模象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
　　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象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啥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
　　我说：“那也好，让我弟弟长长脑子，去吧。”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力气。
　　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
　　从此，我的心就被我弟弟牵走了，整天不说话。
　　天又一次黑了，杨远侧着脑袋看窗外，窗外的天上有一轮黄澄澄的月亮。
　　我替他披上一件衣服，郁闷地问：“后来你没去看你弟弟？”
　　杨远叹了一口气：“唉，不提他了……我跟你说点你喜欢听的吧。”
　　说实话，那一刻我倒是关心起他的弟弟来，我说：“你接着说就是了。”
　　杨远斜了我一眼：“算了，我还是给你讲点热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