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小杰被送去了严管队；大澜和我一起在花坛边面壁；青面兽被他们中队的队长领回去了。小杰走的时候，把手腕上的“捧子”（一种自制戒具）举得像一门大炮，冲我高声嚷嚷：“哥们儿，一个月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天阴了下来，风刮得更急了，沙子扑打在脸上很疼，像是有无数的小手在抽我的嘴巴子。
　　我知道一会儿就该下雨了，这样的天气，很容易让我想起一些关于我爹的往事来。
　　我妈去世以后，我爹很想念她，就把我姥姥从老家接到了我们家住着。后来我姥姥不愿意回她自己的家了，就跟我爹商量，想把户口迁到我们村。我爹说，恐怕够戗，因为我们也是外来户啊。说是这么说，我爹还是很上紧，整天往公社和姥姥的老家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家就分了一块自留地，在村西头，是很大的一块地。我爹领我去看地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知道这就证明我姥姥的户口办妥了。我记得，那块地肥沃得很，有着很厚很厚的黑土，我爹在那上面种了油菜、花生、茄子、西红柿、黄瓜、辣椒什么的，收获时节漂亮极了，满眼都是色彩，黄的是油菜花，绿的是黄瓜，红的是西红柿，紫的是茄子……我都说不过来，反正是让你兴奋得想唱歌的那种五颜六色，有个词叫绚丽多彩，大概就是说我家的这块地呢。
　　那时候，我爹经常用手推车推着我和弟弟去自留地里干活，他尤其喜欢在天上刮着微风，地里的庄稼、蔬菜，簌簌颤动的时候，带着我俩去看望他地里的伙计们。在我的记忆中，我爹年轻漂亮又快活，他吹着口哨，用脚踢踢这块土，用手捏捏这片叶，不时冲天吆喝两句：咿呀——嗨！走过一山哟，又一山喽，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上北京……
　　我和弟弟就穿梭在沟渠边的花草中捉蚂蚱，我弟弟很会干这活儿，一不会就捉满了一玻璃瓶子，我用一根细细的蒲公英茎给他串起来，我弟弟就摇着蚂蚱串绕着我爹疯跑，风将他的衣服吹起来，令他看上去像一只飞奔在田野上的小鸭子。
　　有时候我爹高兴了，就让我打开他随身带来的包袱，从里面拿出他的二胡，坐在田埂上咿咿呀呀地拉，二胡声把青蛙们的叫声压住了，青蛙们不敢跟我爹叫板，全蔫了，一声不吭，就那么趴在沟底或者蔬菜后面犯傻。风刮完了就该下雨了，我和弟弟就躲在我爹的胳膊下面避雨，我觉得我爹很厉害，他的胳膊就像一只大鹅的翅膀，替我们这两只小鹅遮挡风雨。
　　我爹该来看我了吧？我站在花坛边静静地想，他会怎么说我呢？我又该如何跟他解释呢？我弟弟他还好吗？我算了算，我弟弟也应该有十一岁了，别人像这么大的时候应该小学毕业了，可他还呆在家里……天上落下的雨滴打在我的脸上，又顺着我的脸淌进了我的嘴巴里，我分不清楚淌进嘴巴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兄弟，想啥呢？”胡四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
　　“四哥，你来了？”我连忙擦了一把脸，“没啥，跟大澜闹了点儿误会。”
　　胡四扫了大澜一眼，冲大澜吹了一声口哨：“澜哥，连你这个级别的也面壁？”
　　大澜摇摇头，傻笑一声：“全是误会，老四，你跟蝴蝶解释一下，大家都不容易。”
　　胡四拍拍我的肩膀，笑道：“兄弟，你行啊，跟我们队的老鹞子一个德行。”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讪笑道：“四哥，没什么，面一个小时壁就完事了。”
　　胡四顿了顿，转身就走：“我帮你写了个东西，面完了壁就来找我。”
　　雨下大了，张队在队部门口喊我和大澜：“回车间吧，好好考虑一下，以后不准乱动手。”
　　往车间走的路上，大澜说：“蝴蝶，我不知道你跟小杰的关系，很抱歉。”
　　我说：“我也没办法，我总不能眼看着你跟小杰打起来，我不管是吧？”
　　大澜悻悻地摇摇头：“反正事儿也过去了，咱们还是别提它了。”
　　胡四站在小仓库门口，把我让进去，冲大澜点点头说：“滥哥，都是自家人，别在意。”
　　大澜站下了，欲言又止的样子，胡四拍拍他的胳膊，把门带上了。
　　我想跟胡四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胡四笑笑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不管他，没出大事就好，”说着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你看看我写的怎么样？好家伙，累得我脑子疼，将来出去了你得好好请我喝上一场，光资料就查了一个多小时呢。”
　　我顾不得多说，连忙展开那张纸，胡四的字写得很漂亮，密密麻麻排满了纸面。我不得不佩服他抓理的能力，上面说，首先这个案子最大的漏洞在于没有被害人的证人证言，《判决书》上说被害人叫“客人”，那么这个客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有他的证言？其次是没有作案时的凶器，《判决书》上只是说“杨远掏出凶器”，那么这个凶器在哪里？是否作为呈堂证供？当时在场的饭店老板和一起喝酒的牛玉文起码也应该有询问笔录的，可是他们却没有。本案所列的证据全是李俊海的证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某条第某款明确规定，同案被告之间所做的供述不能互相作为证据……我反复看了几遍，心里渐渐亮堂，是啊，即便是我真的参与了抢劫，那么受害人在哪里？没有受害人就这么判了我，这明显是违法的！我的眼前突然像开了一盏灯，亮得让我发晕。当时，我想不了许多，一个劲地给胡四敬烟，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胡四抽着烟，面相矜持地对我说：“兄弟，你也别高兴的太早了，该做的努力你还是得做。”
　　我说：“我多抄几份，不停地往法院发就是了……”
　　胡四打断我：“那还不够，你必须跟李俊海取得联系，让他也写。”
　　我皱紧了眉头：“我不想见他，他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胡四叹了一口气：“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不是‘治气’的地方，你跟他有什么利害冲突应该回到社会上去解决，在这里首要的是联合起来，想办法早点出去。你想想，你这边申诉了，他那边不知道，将来法院调查的时候，他还是按原来的那样说，一口咬定你参与了，而且，万一真的找到受害人，受害人又被……这个我不敢说——你做的这一切努力还不是白搭？”
　　我的心很乱，搞不清楚胡四说的在不在理，就那么傻坐在那里，大口地抽烟。
　　胡四也不说话了，在我眼前来回溜达，外面的雨下得更急了，沙沙作响。
　　闷了好长时间，胡四站住了：“兄弟，你好好想想，此一时彼一时啊。”
　　我把烟踩灭了，抬头说：“四哥，我听你的，你帮我打听打听李俊海在哪里。”
　　胡四嘿嘿地笑了：“这不成问题，哥哥的‘职业’很自由，在哪里我也能找到他。”
　　我说：“就这样吧，找到他就让他来见我一面。”
　　刚商量好，门就被推开了，张队站在门口呵斥我：“你没事你老是往这里出溜什么？回去。”
　　胡四打个哈哈道：“张队，这小子不老实，我帮你教育教育他。”
　　张队推了他一把：“你刚好受点了就‘慌慌’上了？少拉拢我们队里的人。”
　　站在小仓库门口，张队说：“杨远，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问这个干什么？我一楞：“张队，你把这事儿告诉我爸爸了？”
　　张队笑了：“紧张什么？我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回答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茫然地回答：“当老师的。”
　　张队把眼睛瞪得像两个煮鸡蛋：“真的？那他应该是个文明人啊……”
　　听这口气，我爹好象办了什么不文明的事，我急了：“张队，我爹他怎么了？”
　　“怎么了？”张队讪笑着摇摇头，“喝大了，在大门口发酒疯呢。”
　　“这怎么会？”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脸也变得蜡黄，“我爹几乎不喝酒！”
　　“他喝了，喝得还不少呢，”张队说，“刚才内管队长打来电话，说一个犯人家属在外面扯着嗓子喊杨远的名字，武警赶他走，他不走，把铁门拍得山响，非要进来见他的儿子，几个人拖他都拖不动他。内管去人了，告诉他今天不是接见的日子，动员他先回去，等到了接见日再来看儿子，他直接躺地下了，他说，我想我的儿子，我今天非进去看他不可，他身边还有一个半大小子，也一起嚷嚷着要看哥哥……你说，他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还教师呢。最后我去了，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去。”
　　我甩开张队，大步冲进了滂沱的雨线，我大声喊：“爹——爹，我对不起你——”
　　张队冲上来，一跤把我摔在一个水坑里，泥水溅了他一身。
　　1986年4月27日，我回家了。
　　记得那天有着明媚的阳光，风也是那种柔和的黄色。早晨吃过了饭，我跟小杰蹲在监舍的大门口闷头抽烟，内管值班的犯人老苏哗啦了两下铁门，然后冲我勾了勾手指，我迎着他走过去：“苏哥，我要走了，谢谢你一年多来对我的照顾。”
　　老苏说：“没什么，我还依靠你将来在社会上照顾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