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建立后晋后，桑维翰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终于当上了大官。然而却是一个遭人唾弃、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反面教员。石敬瑭死后，桑维翰虽然一度遭到排斥，但不久即官拜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桑维翰权势既盛时，四方贿赂不绝，积累了巨额财产。后晋灭亡之前，叛将张彦泽想要夺取桑维翰的财产，于是派人将其杀死。

　　三
　　作为石敬瑭的心腹秘书，桑维翰对他的主子可谓忠心耿耿，惟命是从，哪怕让他起草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卖国文书，他都坚决照办。按理说，饱读诗书的桑维翰的见识不会比身为武将的刘知远差，刘知远都知道这样的卖国文书会贻害无穷，后悔莫及，桑维翰难道不清楚？他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知其不可而偏为之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和石敬瑭都认为非如此不能引来契丹兵，而没有契丹的支持，石敬瑭做皇帝的美梦不仅将成为泡影，而且身家性命也难保。桑维翰与石敬瑭的政治生命早已捆绑在一起，两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要实现做大官的愿望，只有死死抱住石敬瑭的大腿不放。这种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自然会促使桑维翰把石敬瑭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了。正是这种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才导致桑维翰和石敬瑭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共同走上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犯罪道路。

　　从桑维翰与石敬瑭的不正常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普遍受人关注的“秘书腐败”问题。就已经公开曝光的案例看，有腐败高官，他身边往往就有腐败秘书；有腐败秘书，其服务的领导也多半不是什么好货色，他们无一不是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盟关系。因为那些鼠窃狗偷的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已的腐败，其罪恶勾当正好假秘书之手去做；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已的特殊优势，谄上骄下，为领导者的腐败活动作经纪人，起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从中为自已分一杯羹。可以这么说：高官的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而秘书腐败的背后，也往往伴之以高官腐败，他们是一种互动互用的“连锁式腐败”。石敬瑭有卖国篡位之心，却要让他的秘书桑维翰说出来并具体实施，道理就在这里。

　　日期：2010-10-08　13:25:06
　　未识君臣际会难
　　韩偓是晚唐五代之交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崇高气节的杰出诗人，也是一位很有才华和很讲忠诚的秘书。他以对唐王朝的耿耿孤忠、于亡国之际坚守高节的操守，以及《翰林集》中反映王室播迁、家国兴亡和感时伤乱的作品，博得后世激赏。
　　在唐昭宗李晔统治晚期，朝官崔胤与宦官韩全诲等人闹得势不两立，斗争得非常厉害，为了在势力上压倒对方，他们于是各结藩镇为援。《旧唐书•昭宗记》载：“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宦官韩全诲于是先将唐昭宗劫往凤翔，依附节度使李茂贞，而崔胤随即勾结朱全忠，引兵入关，进攻凤翔。唐昭宗到凤翔后，便落入李茂贞的掌握之中。

　　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李茂贞推荐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唐昭宗不得不从。韦贻范做宰相后，大肆收受贿赂并当面答应这些人的买官要求。不久，韦贻范因母亲去世居丧免官，答应给人家的官职不能兑现，每天都有不少人上他家吵闹，要求索还贿债。韦贻范没办法，守制未满便展开活动，天天到宦官和李茂贞家求情，让他们向朝廷推荐起复任用自己，以便为行贿者封官还愿。不遵守居丧礼制自己要求起复任职，在古代是不合孝道的，会遭人鄙视和非议。但韦贻范和李茂贞本是一伙，而李茂贞又是一介武夫，不太懂得守制的礼数，也就糊里糊涂地向唐昭宗提出，要朝廷夺情起复韦贻范。唐昭宗当然不敢违背，便命令当晚值班的翰林学士韩偓草拟韦贻范的复职制书。韩偓却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件制书决不草拟！”并当即上疏唐昭宗，指出韦贻范为母亲守丧没有几个月，急忙让他起复，实在骇人听闻，有损国家的体面。宦官韩全诲派往翰林学士院做监视的两个宦官勃然大怒，威胁韩偓说：“韩学士不要把死当儿戏！”韩偓把疏文递给他们，让他们转交给唐昭宗，就脱了衣服睡觉去了。两个宦官无计可施，只好把韩偓的疏文进呈唐昭宗。唐昭宗对韦贻范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次起复任用他又实出无奈，现在韩偓公然违抗诏旨拒绝起草制书，可以说正中唐昭宗下怀，他于是顺手推舟，命令翰林学士院停止制书起草，并赐令褒扬奖赏韩偓。

　　翰林学士院已在头天夜里停止制书起草，第二天来上朝的百官却已立班排定，没有制书可以宣布，宦官便大声叫嚷说是韩学士不肯草拟制书，听到的人无不感到惊骇！李茂贞去见唐昭宗，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草拟制书，这与谋反有什么不同！”昭宗却说：“你们保荐韦贻范，朕没有违背你们；韩学士不草拟制书，朕也不违背他。况且他所陈述的道理，事理明白，岂能不依从！”李茂贞听了虽然极不高兴，但他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坚持己见。韦贻范后来还四处活动，营谋不停，李茂贞对人说：“书生们的礼数我确实不很清楚，被韦贻范所误，应该在州里安置他。”韦贻范这才停止活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

　　韩偓胆敢违旨拒绝起草制书，表面看起来是他坚持守制的原则，实际上反映了朝中两派的斗争。古代官员遭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制，这当然是必须遵守的居丧礼制，但守制未满而被夺情起复的大臣要员，历代不乏其人。韦贻范敢于厚着脸皮提出起复任用的要求，自然是有先例可循的。这里关键是唐昭宗并不乐意起复任用韦贻范，而他本人又不敢违背李茂贞等人的无理要求，于是只好借助秘书韩偓的抗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韩偓敢这样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和唐昭宗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据史书记载，自唐昭宗即位做皇帝那一年（龙纪元年即889年）韩偓考取进士后，历任左拾遗、刑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一直受到唐昭宗的高度信任。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人逼迫唐昭宗退位，囚于少阳院，改立太子李裕为帝。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初一，昭宗复位，韩偓因平定宫廷政变有功，此后更是得到唐昭宗的倚重，屡次召对，问以机密大事。韩偓如果不是自恃与唐昭宗的关系非同一般且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料想他是不敢轻易冒这种风险的。

　　韩偓与唐昭宗的私人关系虽然非常好，几乎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境界，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险恶和昭宗本人的轻举妄动，这对君臣的遭际却十分令人感伤。韩偓的《翰林集》中有一首《中秋禁直》诗，全诗所写就是他们君臣“际会难”的严峻事实：“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阑。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吹歌管下云端。长卿祗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全唐诗》卷六百八十）

　　此诗第一联上句写宫中之景，下句写自己在翰林学士院值班起草诏书，完成任务后独自凭栏观望。此时已是仲秋季节，又在深夜，因而从天而降的露水是冰冷的，直泻而下的月光仿佛也散发着阵阵寒意，加上宫殿的冷静寂寞，所有这些无不让人感到一股深深的凉意。这看似写景，实则抒情。第三联笔锋一转，写自己在皇帝身边工作，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仿佛置身云端一样，既是从景色上照应第二联，也是在情绪上为最后一联作铺垫。最后一联写西汉武帝时，陈阿娇皇后被贬至长门宫，终日以泪洗面，听说司马相如（字长卿）善于作赋，就以千金为酬请他写了一篇《长门赋》，以讽天子。武帝读后，大为感动，陈皇后于是重新得到皇帝宠爱。可是司马相如哪里知道呢？在特殊情况下，皇帝能不能亲近臣子，臣子能不能效忠皇帝，并不是他们双方所能决定的，更不是一纸赋文就能解决问题的，尚有许多外界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司马相如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一联明显含有讽意，也是本诗诗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