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不念了，在家呆着又没意思，到街里闲逛了几天，也看不到同学和伙伴们的影子，更觉得兴味索然。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大表哥，我何不到他那儿去玩些日子解解闷呢！我立马回家对母亲说了，母亲怕我在家憋屈坏了，也欣然同意了。
　　次日一大清早，我就急不可耐地登上火车走了。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火车，四小时的步行，又乘了一小时的渡船，傍晚时分，来到了大洼屯儿的大表哥家。

　　舅母迎接了我。她告诉我，大表哥现在也不念书了，去公社渔场上班了。渔场在李家窝堡，离大洼屯儿七八里地。我顾不上吃饭，又马不停蹄地赶过去。终于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大表哥，我扑上去抱住他，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高兴劲儿一过，我就踌蹰起来。本想这回可以痛痛快快地好好玩儿些日子了，可是大表哥现在不是孩子了，而是国家工人了，人家得按时上班工作呀。想到这，我后悔这趟白来了，捞不着玩儿了。立刻跟大表哥说，我很快就走了，反正在这儿也没人陪我玩儿。大表哥笑着说，“你先别急啊，有你玩儿的，有你看的。明天我领你去江上打鱼，一看，你保准就不想走了！”我一听，立刻高兴起来。

　　早上，大表哥领我去大食堂吃完饭，场长和渔把头指挥队员们套好爬犁，把网具和其他工具都装好，我们三十几人坐上四架爬犁，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上大家说笑打闹，很快就来到松花江沿儿上。渔把头指挥大家麻利地卸下网具，开始下网。网下水后，两边分别由十多个人拉着网纲往前走，网张开大口，随着网纲缓缓往前进。大概往前拖了二百多米，就到出网口了，人们开始收网出水。网乍一出水时，还看不到很多鱼；到了网肚也出水时，可了不得了，大大小小的鱼拥在一起，像开锅了一样跳跃扭动。人们纷纷拿起大抄捞子，捞起网里的鱼往岸上扔。好一阵子才捞完，江沿儿上铺了好大一片，鲤子，胖头，白鲢，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儿的鱼。大的有十来斤，小的也有一两斤。渔把头估计说一共有五六千斤。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禁在旁边雀跃欢呼。

　　还不到晌午，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鱼装进五六十条大麻袋里，绑到爬犁上，满载而归了。
　　晚上，食堂炖了满满两大铁锅各色鲜鱼，香味儿四溢。开饭时，场长又吩咐保管员从仓库里拿出一大桶酒。社员们一块吃着喝着，说说笑笑，跟过年了似的。
　　大表哥单独陪我吃饭，不停往我碗里夹鱼，笑着跟我说，“没让你走就对了吧？要不，你能看到打鱼的场面，能吃到这么新鲜的鱼吗？”我也笑了。这顿全鱼宴真的好香好香，至今回味无穷。
　　又在大表哥家逗留了几日，大表哥虽然工作很忙，可是总是变着法儿地带我玩儿，陪我四处转悠。我不忍心总拖着他的后腿，就说，玉泉家里还有事儿，我必须尽快回去。大表哥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临行前给我装了一大背包鱼，请假送我去了火车站，给我起了票送上火车。火车都徐徐地开动了，我扒在车窗上看见大表哥还站在月台上频频向我招手，直到火车开出好远，仍然依稀可见他的身影。这一幕直到暮年，都印在我的心里。

　　冬去春来，1961年，我十七岁。辍学半年了，我开始呆不住了。既然不能上学了，不能总这么在家里干吃干嚼啊。我跟父母和哥哥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也同意了，就开始四处帮我打听哪有招工的。
　　第一份工是在一个小建筑队瓦工班当学徒。父亲领我去找到班长说明来意，班长打量了我几眼同意了，但是说，要学三年才能出徒，学徒期间每月工资十八块钱。我一听扭头就走了。父亲愣了愣，问我为啥。我说，“就这破活儿还得学三年徒，才给十八块钱，太少了，我不干，咱们快走吧！”说完拉着父亲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过了几天，听说皮革社招工，父亲又领我去了。到了所谓的车间，只见满屋摆着一溜溜大缸，里面装着泡得发臭烂歪歪的牛皮马皮；满地臭水横流，还混着皮上刮下来的毛，令人作呕。我捂着鼻子跑到院外，父亲随后跟了出来。他知道我不可能干这活儿的，也没说什么。
　　又在家等了些日子，父亲听说运输社烘炉招工，就回来问我去不去。我说不管干啥都行，给我学徒工资我就不去。 跟着父亲来到烘炉车间，师傅们停下手里的活，跟父亲唠了几句闲嗑儿，就问我，“看看这几样活儿，你能干什么就安排你干什么”。我大大咧咧地说，“什么活儿我都能干，只要不干学徒工就行。”师傅们都笑起来，说“这臭小子，小小年纪口气不小。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都干了几年了才混个一级工哇，你一个细皮嫩肉的学生娃就敢口出狂言哪！就让你抡大锤吧！”调侃归调侃，师傅考虑我毕竟年纪还小，就让我拉风箱看炉子。

　　师傅详细告诉了我怎么起炉，怎么着火，把铁烧到什么火候。因为从小在家里我就愿意烧炉子，总能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到这里，又有大风箱吹着风，烧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像模像样地干了两天，师傅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小子还真行啊，细皮嫩肉的，干起活来倒像个老技工！”
　　到月底评定工资的时候，师傅们一合计，都觉得我干活像样儿，不能按学徒工给工资，就按一级工给开了二十八块五的工资。
　　我用手紧紧攥着这二十八块五毛钱，一口气跑回家，乐颠颠地把钱塞到母亲手里，说“娘，我发工资了！我头一个月就挣了一级工的工资！”母亲喜出望外，父亲和哥哥也称赞了我一番，两个弟弟也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时候工资普遍都低，父亲是重体力劳动，每月才挣不到六十块钱；哥哥参加工作三年了，一个月才三十二块钱哪。当然啦，人家是国营大厂正式工人，干的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种，评定工资也比我们那个小运输社严格。所以我就按捺住没敢在哥哥面前过分炫耀。
　　得到亲人的鼓励，加上单位领导的认可，我更加努力工作，各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单位很快给我连升两级工资。17岁的我，一个月可以挣四十多块钱了。因为又多了一个挣钱养家的，家里的经济状况好多了。年初，哥哥经人介绍，娶了个漂亮能干的农村大姑娘，年底生了了大胖小子。一家三代同堂，过上了安乐的城市生活，殷实富裕，其乐融融。
日期：2012-05-08 22:06:18

　　【十、下放】
　　1962年春天，为了减轻大跃进时期大量涌入的人口给城市带来的负担，国家制订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政策，国营和大集体单位都精简人员，下放农村。很快，政策就影响了了我们所在的玉泉镇，也影响到了我们家。除了哥哥是特殊工种被保留下来之外，一家人都要随父亲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