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国藩以潭城逆贼屡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急应乘机攻剿，俾贼首尾不能相顾。明知水师可恃者均已调赴湘潭，陆路各营，除塔齐布、周凤山两营正在潭城剿贼，升用同知林源恩一营驻防平江，此外岳州、宁乡两次失利，阵亡湘勇约七八百名，又淘汰遣散湘勇已千余名，现存营者，仅及千名，难期得力。而事机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图之。是日卯刻，亲率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驰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机进剿。午刻，西南风陡发，水流迅急，战船顺风驶至靖港，不能停留，更番迭击。逆贼在炮台开炮，适中哨船头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贼众用小划船二百余只，顺西风驶逼水营。水勇开炮轰击，炮高船低，不能命中。战船被焚十余只，随风飘散数只。水勇见势不支，纷纷弃船上岸，或自将战船焚毁，恐以资贼，或竟被逆贼掠取。臣曾国藩在白沙洲闻信，急饬陆勇分三路迅扑靖港贼营，冀分贼势。陆勇见水勇失利，心怀疑怯，虽小有斩获，旋即却退。臣曾国藩见水陆气馁，万难得手，传令撤队回营，此又初二日靖港剿贼失利之实在情形也。”

　　在这份奏折中，靖港的那场导致曾国藩几番投水、湖南官场纷纷要求解散湘军的惨败，已经看不出他有任何指挥上的失误，完全隐去了当时上当受骗、利令智昏地改变原来拟定的作战计划的事实，变成了一次根据战场实际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壮举。更妙的是，这份奏折的题目是“靖港击贼互有胜负湘潭大捷克服县城折”，不仅称靖港之役为“互有胜负”，并且把此役和湘潭大捷合在一起上报。湘潭一战，歼敌一万余人，是太平军征战时期整个战局的重大转折点，后来的李秀成把这次湘潭之战，总结为太平军的十次重大失败之一。尽管曾国藩和湖南提督鲍起豹都在奏折上列衔，但毕竟是由骆秉章牵头写的，其可信度当然也就大不一样。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靖港之败的责任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虽然曾国藩自请处分，可咸丰相信从骆秉章的角度讲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于是作了这样的处理：
　　“至屯踞靖港逆船，经曾国藩亲督舟师进剿，虽小有斩获，旋以风利水急，战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溃败。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潭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湖南提督鲍起豹，自贼窜湖南以来，并未带兵出击，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提督有统辖全省官兵之责，似此株守无能，实属大负委任，鲍起豹着即革职。所有湖南提督印务，即着塔齐布暂行署理。”

　　显然，对于曾国藩的革职留用，只是虚的、表面上做做样子的，相反，将与曾国藩矛盾甚深的鲍起豹革职，则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了曾国藩。由左宗棠起草的这份奏折对曾国藩在当时形势之下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如果仔细阅读，是不难品味的，对于左宗棠在靖港之役以后“讥刺”曾国藩的种种评述是否公允，也就可以做个判断了。
　　曾左之间的另外一个隔阂，则是由对待老湘营统领王錱的态度的差异引起的。王錱是湘军成立时最早的将领，在组建湘军过程中，张亮基向咸丰奏报说：“臣委明干官绅选慕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之法行之。前遵旨传知丁忧在籍侍郎曾国藩帮办团防，俟其到省面商，妥为办理。”曾国藩也说：“咸丰二年十月，粤寇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这些说法都证明，王錱的“军龄”长于曾国藩。由于这支部队是最早的湘军成员，因此被称为老湘军或老湘营，后来跟曾左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王錱对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能力颇有看法，为了对初创时期的湘军的成败负责，往往当面提出意见，导致不睦，曾国藩屡屡对王錱进行压制。后来王在岳州大败，数千士兵，只有九百人被救生还，于是，王錱不仅由此被革职，还被曾国藩炒了鱿鱼，就在湘军大张旗鼓扬帆东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湘军。
　　此时的王錱，倍感失落，极度消沉。左宗棠认为，如今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王錱极具军事才能，正是不可多得的良将，绝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弃之如敝屐。
　　晚清的许多舆论都指责左宗棠脾气不好，个性太强，例如曾国藩战败之后泊于长沙江面，反复打算寻短见时，左宗棠的指责就非常犀利，一个白丁师爷，竟然敢在湘军统帅、堂堂二品大员面前如此大放厥词，的确证明脾气、个性不好，并且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存在极其严重问题。然而，他的脾气似乎是专门为曾国藩那样的强者准备的，同样面对从战场上惨败的王錱，左宗棠却完全没有了那种传说中的脾气。王錱的功名只是一名诸生，曾经保荐知州，如今却被被革了职，原来的几千手下，如今死的死，散的散，已经一无所有，而左宗棠此时在巡抚衙门里说一不二，落魄至极的王錱和他相比，无疑是个弱势人物，即使受到再严厉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根本没有回嘴的份。可他对于王錱却采取了与对待曾国藩完全不同的态度：不仅根本不去责备，反而极其耐心地进行鼓励、安慰，一次又一次地去信问候，希望王錱早日走出失败的阴影，重组已经解散的老湘营，使意志消沉的王錱深受感动。事后，他给左宗棠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岳州败归，蒙殷勤告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既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錱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
　　从此，他和左宗棠结为莫逆之交，由他指挥的老湘营也成为由湖南巡抚节制的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后来左宗棠组建楚军的时候，王錱已经去世了，但“诸王”——他的叔叔、弟弟们，都乐于为左宗棠所用，积极参加，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当然，这是后话了。
　　自己炒掉的人，没有被冷落，相反被视为上宾，得到重用，这种情况令曾国藩尴尬，当然也令他非常不快、耿耿于怀，在他给弟弟的家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王璞山之骄蹇至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乡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做。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王璞山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是非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

　　奏折中左宗棠究竟夹带了什么“私货”呢？不妨看一看原文：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就是这么寥寥五十一个字。
　　由于不是什么大战事，当时的战况究竟如何，如今已不易考证，但即便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也依然可以肯定王錱确有杀贼获胜的事实，只是奏折中所说的，先后有两次战斗，曾国藩仅提到其中一次而已，将这种情况说成左宗棠造假，当然也是不公平的。其实，曾左的分歧，这些具体战况的叙述是小事，关键是对王錱的态度的差异，在他“骄蹇至败、贻误大局”，被曾国藩革职除名之后，骆秉章和左宗棠依然以“国士”视之，给予重用和礼遇，没有让他去坐冷板凳，而是让他重新回家乡募勇，继续带队，这是曾国藩深感难堪并气愤不已的，曾左对于王錱的能力和价值认识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待方式，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錱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左宗棠并没有看走眼，强求左宗棠必须弃王錱不用，当然是无理的。曾国藩为此而“日日恼郁”、“委屈徐图”，其实是自寻烦恼。

　　王錱在后来的无数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个人及老湘营的实力和价值，成为举世公认的名将，至于曾左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孰是孰非，应该也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曾左二人“无一日不见面，无一事不相商”，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藩的家书中所披露的“深恶之”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内心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厚，也由此可见一斑。[待续]

　　日期：2010-09-30　19:00:39
　　[续前]
　　就这样，曾国藩后来收岳阳、克武昌、下田镇，转战吴楚皖赣，挥师东进，湘军名扬天下，而左宗棠则悄悄地在湖南辅佐骆秉章，当着他的毫无名分的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