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上述对告言者的严格约束，相信告言者不敢轻举妄动，除非吃了熊心豹子胆。因此，县廷在接到报案后，他的第一个反映理当和现今一样，即迅速出警，控制犯罪嫌疑人。

　　在本案中，执行拘捕亭长刘邦这一任务的人，叫令史。
　　早年看乡戏，但见县官端坐在“明镜高悬”的大堂上，两班衙役喝堂：威－－武－－。
　　而后，县官惊堂木一拍：带人犯。
　　相当的威风凛凛。
　　然而在秦时，这不是事实。作为行政主管的县官——县令或县长，实际上并不直接插手处理案件，而是由县官的助手－－县丞，具体负责县里的狱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县丞有二个手下：一是狱吏，负责专门审理案件；另一个就是令史，其职责主要有如下几项：
　　逮捕犯罪嫌疑人和传讯被告；检验诉讼标的物；到作案现场进行勘验；验尸（孔庆明著《秦汉法律史》）。
　　令史对作案现场的勘验——有时县丞也一起行动，这种行为，在秦律中称为“诊”。
　　如医生诊脉开方一样，执法官需要掌握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睡虎地秦简中，将这种现场勘验的技术活，总结为“封诊式”。
　　当然，对于控制犯罪嫌疑人这种事情，并非件件都需要令史亲自动手，得区分不同的情况。
　　在秦律中，可解释为“捉拿”的词，有二个：一是“执”，再就是“捕”。

　　根据相关记载，所谓“执”，是指官吏为认定犯罪事实而拘捕嫌疑犯；“捕”则是指逮捕犯罪事实清楚的罪犯，如逃亡犯、现行犯等。
　　因此，“执”一般由县吏比如令史来实施，“捕”原则上由游徼、亭长、求盗等吏员执行。不过，在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即使私人也可以“捕”，这在现在称为扭送公丨安丨局。
　　但在本案中，为什么执行逮捕任务的人必须是令史呢？
　　我们知道，刘邦是亭长，他不可能自己逮捕自己，他也不是“自告”的主，在犯罪事实昭彰的情况下，他还极尽百般抵赖之能事，更遑论自首了。
　　而求盗是亭长的下属，他吃了豹子胆了，敢在上级头上动土？游徼虽说是亭长的上级，但一个乡干部，一个村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这事万一是诬告（后来在夏侯婴的力挺之下，果然成诬告了），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因此，回避自然是首选。
　　这样看来，执行这一带有特殊性质任务的人，则非令史莫属了。
　　对于刘邦来说，今年过节非但没礼收，却还走了倒霉运。
　　和现代一样，秦时也是将嫌疑犯拘禁于狱中，令其接受长期的调查。这样，未来的汉帝国皇帝刘邦，平生第一次吃了牢饭，只得屈尊在牢里呆着了。
　　此后，案件便进入审讯的阶段。
　　审讯称“讯”，供辞称“辞”。
　　嫌疑犯的供述一般从身份（名事里）开始，然后交待犯罪事实，最后以“毋他罪（没有其他罪）”作结。

　　所谓“毋他罪”，应当看作是嫌疑犯的自我表态。就是说，其人自供除了这起案件之外，身上再无其他隐匿的罪恶或血债。
　　当然，执法官不是白痴，他哪会相信嫌疑人的一面之词呢，比如刘邦，当庭都敢一派胡言。
　　于是，案件进入调查核实的阶段。
　　县官会向嫌疑犯户籍所在的县或乡，传送一份文书，请求协助调查确认其人的身份、经历，并请求查封其资产。
　　如果嫌疑犯是在本县境内犯事，县官会将“协查函”直接传到乡里；如果是外县人，“协查函”则先传送到相关县，然后再转到其户籍所在的乡。
　　勉强打个比方的话，这一过程有点象现在的“协查”。
　　秦时，“协查函”的一般格式是这样写的：
　　敢告某县负责人（县主）：男子某被审讯，供称“为士伍（指无爵位、政治地位低的民众），住某里”。请确定名事里（姓名、身份、户籍），调查是否有前科，并请依法查封其资产，然后作成记录，全部回报。谨告。
　　以上即是县丞审理案件的一般过程。

　　但在本案中，由于刘邦拒不认罪，这就需要启动另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式－－庭外取证。
　　日期：2011-07-11　08:11:48
　　罪与罚（5）
　　刘邦伤害夏侯婴一案，由于诬点证人某公民的举报而被收监。但刘邦心存侥幸，负隅顽抗，拒不认罪。
　　被伤害的夏侯婴也力证刘邦没有实施犯罪的事实。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刘邦无罪开释，这就意味着那位好心的举报人，必将因举报失实而承担连带责任－－面临诬告罪或不审罪的处罚。

　　按常理，那人肯定不服，必定请求法庭重审此案，不能便宜了奸人刘邦。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词：反覆。
　　可以解释为“再审讯”。
　　但在这里，“覆”的准确意思应是，官吏搜求隐匿的犯罪事实。
　　庭外取证自此启动。

　　这样，秦时审判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爰书，即浮出水面。
　　前文已述，秦廷对执法官的执法行为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要求官吏在覆行职务时必须就自己的行为提出书面报告。
　　其用意非常明显：防止官吏在执法的过程中，上下其手，枉法作奸，“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整出冤假错案。
　　而所谓爰书，即是记录对事件原委的控告、供述及承办官吏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备上级官府监察的职务报告书。
　　就是说，同举报人必须对其举报行为负责一样，官吏也必须对其执法行为负责。
　　结合本案，前往调查取证之令史的职务报告书，应是这样写的：

　　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吏某一同前往沛县丰邑乡中阳里（刘邦故乡，秦时沛县属泗水郡）调查取证。经过走访调查，某年月日，刘邦确有与夏侯婴打架斗殴一事，现有目击证人某某。由于此前夏侯婴涉嫌在法庭上作伪证，现已将其控制，静侯发落。
　　庭外取证自此告一段落，令史携带爰书回去交差。
　　由此本案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似乎可以就此结案了。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事实证明，夏侯婴还真是刘邦的铁哥们，这事要没有某举报人横插一手，完全可以私了，甚至连私了都不用，打个哈哈就算过去了。
　　当然，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夏侯婴日后的回报也相当优渥，在汉帝国显赫的日子里，混得那是相当人样。

　　当事人夏侯婴拒绝承认刘邦有伤害他一事。
　　不得已，县丞动用了法制史上赫赫有名的非常手段：
　　“刑讯逼供”。
　　为什么非得用“不得已”一词呢？
　　在后人的印象里，秦政是酷政，君是暴君，臣是虎吏。既然这样，嫌疑人一入狱，当然需要来一通老虎凳辣水，显显威风嘛，这也符合如狼似虎之虎吏的逻辑。仿佛他们就是一群秃鹫，见了腐肉就畅快一样。

　　至于要不要动用抽肠、抽肋、钉手指之类，得看嫌疑人的认罪情况而定了。
　　然而铁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这完全是后人的臆想。
　　且听我说，主观臆断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