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妻子”这个词，我仅有的一点力气一下子全跑光了。是啊，我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挽留人家呢？这才意识到人家是有妻小的男人。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倒不是对抗单位有什么不对，而是让人家夫妻分居，让人家才一岁多的小女儿见不到爸爸，甚至可能让人家被单位除名，这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再想下去。正因为他也考虑到这一切，我才那么敬重他…崇拜他。此刻我觉得他回去是对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之所为。

　　“回去是对的。”我终于说出这句话，嗓子干得厉害。
　　对方说，也只能如此了。
　　在这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多么习惯他每天晚上必然要打来的一个电话，我骤然想到，以后，每晚再也不会有这个让我如此期待如沐春风的睡前电话了，虽然，电话里也没说什么超过普通朋友的话语。
　　“我也很遗憾，真的。”过去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虽然说话的语气永远温和沉静，却充满超过他年龄的成熟和魅力。自从我们再次相遇，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我打个电话，聊上几分钟，这简直成了我睡前的心灵鸡汤。然而…
　　不久，电话又响了。接着响了好几次。都是些朋友打来的，问我今晚在那里躲地震？ 我这才又回到地震这个念头上。

　　海南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我感觉每天的心境都在平静与兴奋之间摆动。已经非常适应这种心灵节奏。然而今天，我的心被刚才那个意外的告别打乱了。
　　“地震？确切吗？”
　　“谁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朋友说，今晚可能全海口的人都跑出去了。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座空城的景象。
　　我忽然想起，今天不正是“今典音乐沙龙”活动的日子吗？心想，不如去音乐沙龙吧。
　　现在是租住在龙昆下新村一幢七层小洋楼的第四层。这是一片新楼旧房纷然杂陈的住宅区，看不出是经过仔细规划的，总之，房子若塌下来，我估计要保持自己完好无损的可能性会很小。我才二十五岁，不管怎么样，还不想死，迄今为止，连一场真正能让人回味一辈子的恋爱都还没有谈过呢，凭什么要死于一场没道理的地震？而缺胳膊少腿地活着，就更不愿意了。

　　“今典音乐沙龙”通常的活动地点在万通大厦16层一间茶厅里。进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来晚了。
　　里面已经坐着不少人，大约有六七十个吧，比有时候还要多些。人们都安静地坐在自己习惯的老地方。每次我都在心里感慨：中国人还是太不善于交际，明明不少人可能来交际的意图大于欣赏音乐的意图，可是，一旦坐下来，就没有人互相走动。也可能，这个场所本身就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吧？音乐开始前和中间休息，其实有大把的时间，可是人们都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别人就不说了，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已经发现里面有好几张具有商业价值的面孔值得去认识。作为记者，尤其是特区记者，出于报社规定的广告任务，我也应该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主动上前去攀关系——，好为拉广告奠定基础啊。但是不行，我对自己说，起码不能在这里。如果这么做了，便是对高雅艺术的亵渎，也亵渎了这个在海南犹如沙漠绿洲的清新场所。所以，来了这么多次，我一个人也没有认识，除了主持人胡滨。

　　此刻，穿白衬衫打蝴蝶结的服务生，依然背手端立在灯光幽暗的吧台前，这也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这样安静倒让我微微吃惊：难道这些人都不怕地震？不过，也许正因为害怕，才来这里，或许大家的想法跟我一样呢。
　　我在门口站住了。
　　沙龙主持人胡滨先生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
　　胡滨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胖，年轻得像一个在校大学生，不过，浑身散发着艺术气息，有几分另类。
　　“你好！”他微笑着过来打招呼，他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另类，起码很有礼貌。过去我并不认识他，是在这里由朋友介绍认识的。
　　“打算坐哪里？”他问。
　　我感激地对他笑了一下，没有马上说。虽然来过几次，还是有几分羞涩，除了工作，众目睽睽下我总是会紧张，这跟我当记者时的泼辣作风简直判若两人。每次我都是找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坐下，最多只跟视线碰巧相遇的旁边人点点头而已。

　　今天不同，今天我打算要坐到一直想去的位置。一进门就看见了，或者说用目光搜寻到了，那几位大名鼎鼎的作家都赫然在座，“我算来对了。”我眼睛一亮。往常，我像仰望茫茫海面上的灯塔一样，远远地遥望着他们，一直没有勇气径直走到他们那个固定区域。当然，作家跟商业目的无关，我只是羞涩。
　　这段时间，我正在读韩少功先生和他姐姐共同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想向他请教呢；上大学时读过蒋子丹的小说“黑颜色”，印象很深，还有她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散文，她那独有的新颖而深刻的感受性我非常喜欢。对我个人来说，海南之所以这么美丽而迷人，我觉得跟这些作家的存在有关。一想到他们就在离我这么近的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心里头似乎隐隐有股清澈的温泉在流淌。当然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像雾中花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最初来沙龙时我绝没有想到会在沙龙里碰见他们。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这次，一定要走过去，可是，每次勇气都在最后一刻消失。一直热爱文学，当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相当迟钝，便认定自己永远也当不了作家，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和作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崇拜。我自嘲地想到，只有戴上工作的面具，披上“记者”的铠甲，自己才能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真没办法！

　　终于，我鼓足勇气说，“我想去他们那边坐。”脸朝作家们的方向示意，既然今晚可能有大地震。
　　“好啊。”胡滨善解人意地一笑，立即领着我朝作家们的区域走去。
　　这段路不长，但也要越过一些人和桌子，真恨不得更长一些才好，简直比相亲还紧张，我担心一会儿怕是连话都说不成句子了。
　　胡滨为我们彼此作介绍。
　　还好，韩少功，蒋子丹几位态度亲切而平常，很友好，又不过于热情。
　　蒋子丹点点头说，“哦，你就是倪虹，知道这个名字。”
　　我简直有些意外，心里一阵欢喜，马上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心里放松多了。

　　平时，在一些场合也常听得普通读者说，“噢，你就是某记者呀。”他们说喜欢我的文章，有人甚至说就是因为喜欢我的文章而订我们的报纸，这当然让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感觉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美丽，在我们报社，可能没有第二个人像我那样满怀激情那样傻乎乎那样全身心热火朝天地投入到记者的工作中。已经有些记者是开着车采写新闻，而我，仍然骑着一辆除了鈴不响哪儿都响的破单车，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头顶着海南似火的骄阳，采访回来，往往满头大汗连汗水也来不及擦，不是趴在报社的桌子上，就是关在自己的小房间赶写稿子，就像有人在后面催命似的，好像不抓紧写第二天就出不了报似的。关键是我还从这么艰辛忙碌的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一种纯粹而天真的快乐。最让我得意的是，通过我的报道，有的重点工程在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阻力居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而顺利得到解决；还有台资企业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因为我真实生动的报道而得到了改善等等；但是，即使我在海南的各报刊上有时还发表点很感性很真挚当然也很业余的小散文之类，居然能被这些知名作家记住，这是我绝没有料到的。

　　我跟蒋子丹谈起她的“黑颜色”，虽然故事忘记了，可那尖新的感觉犹在。蒋子丹微露惊讶之色，说那是篇旧作，没想到还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