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8-24　16:59:15

　　上海，清末钦差巡查时的情形.张集馨说,向来钦差到省之前，首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不肯接收礼金，都由地方官派人直接送到京城私宅，历来如此。
　　

日期：2009-08-24　17:01:35

　　清代官府宴客图
　　

日期：2009-08-25　08:27:45

　　隐权力的维持成本(4)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的进项，扣除了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外间则传言，陕西督粮道这个大肥缺每年有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两的收入。张集馨收入“未达标”，可能是因为他心存顾虑，手脚没有放开一些，税粮不敢多浮收一些。

　　督粮道肥得流油，但油水不能独吞，张集馨必须切出一大块用于官场接待，与领导、同僚分润。明代的海瑞曾经发过一句牢骚：“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大意是说，官场上阿谀成风，以致县官不像县官，倒像一个招待所所长，知府也像半个招待所所长。以这个标准来看张集馨的工作，其实与官场“三陪”（陪吃陪喝陪看戏）差不多。但张集馨不做“三陪”行不行？这个问题有些弱智，答案当然是“不行”，但“不行”背后的机制，包含有大学问。

　　从理论上说，张集馨的官职是朝廷任命的，权力是皇帝授与的，然而，官场上的权力腾挪空间，与其说是皇帝规划好的，不如说是官场自发地根据官员实际掌握的权力份额进行分配的。如果你能够进入某位权贵的庇护网络、与同僚保持良好的人情关系、得到属下的私人性效忠，总而言之，你如果具有坚实的隐权力基础，那么显然，你将获得更多的权力份额，从而开拓到更广阔的权力腾挪空间。否则，则可能自缚手脚，权力大大缩水。

　　根据这个道理，同样的官职，放置在不同的官场情景中，所产生的权力份额是不一样的。这种微妙的权力分配机制，张集馨以后会有切身体会。他先后两次担任过甘肃布政使，第一任做得顺风顺水，因为他与总督私交甚好，与同僚相处也融洽；第二任则备受冷落，有职无权，因为他被排斥在总督的私人圈子之外（详见本书之《张集馨一声叹息》）。

　　再说回到督粮道的权力边界。皇帝授权督粮道征管一省钱粮，但皇帝可没有授权督粮道借征粮之机浮收附加税，自从雍正皇帝实行“火耗归公”、发放“养廉银”政策之后，官员再浮收，已是非法行为；然而，在正粮之外加征一定比例的附加税，一直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只要保持在合理限度内，也被当成“准合法”的事情。只是“合法”的界线在哪里，却是模糊的。这种权力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官员如何安全地行使权力，不可能依靠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而是有赖于上下左右之间的心照不宣。简单地说，人缘好，多浮收一点也无妨，人缘坏，则可能受到弹劾，权力的边界取决于隐权力的伸缩。

　　因此，我们想象出得出，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县官之所以成了招待所所长、督粮道之所以成了“三陪”，无非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的必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二千两银，却没有答应，只送了三百两，还不大乐意；他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也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未免不近情理”。

　　其实,官场日常应酬所产生的成本并不是最高的,与后面张集馨记录的其他方面的成本相比,也是有点小巫见大巫.具体如何,这里不再细说了,书中会有细述.

日期：2009-08-25　09:27:13

　　清代的银票:
　　

日期：2009-08-25　15:08:40

　　古代白银与人民币的折算:
　　

日期：2009-08-25　16:23:52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推荐语:
　　我一直认为，学习了解历史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文字的障碍，而是在于如何读懂那些文字的真实含义，或者是如何透过文字，看清它们背后的历史真相。在这方面，非专业的作者往往拥有自己的优势。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阅历和见解，对史料作出自己的解释，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提供自己的视野。吴钩的《隐权力》一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和视野，无论你是否赞成，都值得一读。


日期：2009-08-25　16:56:29

　　正文:与“偏房”共天下(1)
　　吴钩
　　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元配夫人，大婆），还有“偏房”（小妾、姨太太）。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不过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我将名分所赋予的权力称为正式权力，将依靠私人关系而获得的权力称为隐权力。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我们用“正室”指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我发现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历朝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如西汉之外戚、东汉之太监、唐之后妃、元之番僧、明之宰相（实为内阁大学士）与太监，还有清之胥吏。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他们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日期：2009-08-25　17:09:41

　　隐权力者之太监:
　　

日期：2009-08-25　17:16:38

　　隐权力之后妃:
　　

日期：2009-08-25　17:44:41

　　与“偏房”共天下(2)
　　汉代设“偏房”预政
　　我们现在都说“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猜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问题在于权力被谁所“分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