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遵殿 咸丰九年（1859年）上任，咸丰十年（1860年） 战殁于太平军入浙。
　　王有龄 咸丰十年（1860年）上任，咸丰十一年（1861年） 战殁于太平军入浙。

　　左宗棠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上任， 同治元年（1862年） 升闽浙总督。
　　曾国荃 同治二年（1863年）上任， 同治三年（1864年）
　　蒋益澧 同治三年（1864年）上任， 同治五年（1866年） 由左宗棠保荐浙江巡抚，1866年迁广东巡抚。
　　马新贻 同治五年（1866年）上任， 刺马案主角。
　　李瀚章 同治七年（1868年）上任， 同治九年（1870年） 再署湖广总督。李鸿章的长兄。
　　杨昌浚 同治九年（1870年）上任， 光绪三年（1877年） 因“葛毕氏谋害亲夫案”被革职。

　　梅启照 光绪三年（1877年）上任， 光绪五年（1879年） 改任兵部右侍郎。
　　谭钟麟 光绪五年（1879年）上任， 光绪七年（1881年） 升陕甘总督。
　　陈士杰 光绪七年（1881年） 上任，光绪八年（1882年） 移山东巡抚。
　　刘秉璋 光绪八年（1882年） 上任，光绪十二年（1886年） 升四川总督。
　　叶赫嵩骏1891、1892在任，上任卸任具体时间不详。
　　廖寿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期很长。
　　余联沅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任内病逝。

　　任道镕 任职时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聂缉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撤职。曾国藩女婿。
　　张曾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调江苏巡抚。
　　增韫 满洲镶白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任，末代浙抚。11月4日为革命军所俘。

日期：2009-09-14　11:22:51

　　《官场现形记》中的隐权力(2)
　　钦差奉旨办案，挟天子之权威，在强干弱枝、中央集权的正式权力结构中，强龙压了地头蛇，地方官不能不小心伺候。钦差禁止随员出门会客，各官来拜，也一概不见，又叫人打造新刑具，这个架势显示了正式权力系统的公事公办原则。但钦差“只拉弓不放箭”，一连两日不见动静；煞有介事的关防严密也是虚张声势，到了第三天，钦差给刘中丞送去了一份涉案官员的黑名单之后，行辕关防就忽然松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钦差这一趟出来办案，目的并不在整饬吏治，而是想趁机敲诈地方官。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事情，又不好意思在正式权力系统里完成，所以钦差有意放松关防，准备物色一个合适的“权力经纪”来操办。
　　这个“权力经纪”很快就找到了——
　　且说钦差随带的司员中，有一个旗人，名唤拉达，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是正钦差的门生。师生之间，平时极其水乳。杭州候补道里头有一个管城门保甲的，姓过名富，同拉达是同榜举人，也中在正钦差门下。
　　这位过富过道台，自从到省以来，足足一十七载。从前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也委过他几趟差使。无奈他太无能耐，不是办的不好，就是闹了乱子回来。所以近来七八年，历任巡抚都引以为戒，不敢委他事情，只叫他看看城门，每月支领一百块洋钱的薪水(约七十两银子，这个工资相当高了)。每逢牌期、朔、望，虽然跟了许多司、道上院，不过照例挂号，永无传见之期，真正黑得比煤炭还黑。

　　不料天无绝人之路，偏偏本省出了乱子，接二连三被都老爷参上几本。事情闹大了，以致放钦差查办，刚巧是他中举的老师。头一天去禀见，巡捕传出话来，说是钦差不见客。起初他还不晓得老同年拉达同来，过了几天，拉达先拿着“年愚弟”帖子前来拜望，叙起来知道是同榜、同门，因此非常亲热。拉达受了钦差的吩咐，有心要叫过道台做拉马，他二人竟其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

　　关防既松，钦差的随员偶尔出来走走亲戚、叙叙年谊，这意味着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联接钦差衙门内外的隐权力系统悄然生成了。杭州候补道台过富因为与正钦差有师生关系、与钦差亲信有同年关系，自然进入了这个隐权力系统。
　　我们已经知道，隐权力的分配不是参照官职大小而是参照人情远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权而是依靠私人请托，不是服从制度安排而是服从庇主意志。根据这一隐权力法则，我们可以评估出过道台进入隐权力系统前后的权力值。清代的道台，正四品，略高于现在的正厅级领导，官不算小了。过道台又是正途出身，祖先在官场上也给他留了一点人脉，按理说，他的官应该当得比较顺当才对，“无奈他太无能耐”，烂泥扶（糊）不上壁，挂职十七年，还是个候补，最后被安排了一个看管城门的破差事。

　　可以说，过道台的正式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的隐权力资源也是根底浅薄的——“上代的面子”，人家可买账也可不买账。正式权力与隐权力加起来，勉强值“每月一百块洋钱”。

日期：2009-09-14　13:27:22

　　道台府宅,宅主为吴引孙道台（光绪已卯年中举),据说用了40万两纹银建成.
　　

日期：2009-09-14　13:30:51

　　道台衙门
　　

日期：2009-09-14　14:32:46

　　题外话,可看可不看.
　　民众与官员、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公共规则组织起来的公共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并不会因人而异——你享有的权利，我同样享有；我拥有多大的权力，处于同一网络节点上的其他人也拥有多大的权力。而在一个由“权力掮客(经纪)”联结起来的庇护关系网络中，充当庇护人角色的公共资源掌控者，则按照某种差序向被庇护人分配利益，这个利益分配差序通常取决于被庇护人与庇护人的亲疏关系、对庇护人的忠诚程度、向庇护人的“进贡”额度等私人性因素。总之，借助这些私人因素与庇护人取得密切关系的亲属、亲信与行贿者，就可以从庇护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照应；反之则不能。

　　“权力经纪”凭借左右逢源的关系资源，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以他们为联结节点的私人性庇护关系网络。在这种庇护关系中，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充当着庇护人的角色，张福武一类的“权力掮客”则是请托者。请托者谋求的通常是见不得光的私人利益；也可能是某些正当的公共服务，比如用正常程序办理颇费周折的合法批文。但是，即使庇护关系确实为某项公共服务的实现提供了便利，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行为仍然是将公共资源当成用来交换利益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民众共享的公共品；与庇护人扯不上关系的人，只能被拒绝在庇护网之外，同样正当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

　　庇护关系对公共关系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从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查出为涉案小人物提供庇护的显赫角色，也证明了公共关系的部分结构被庇护关系侵占、替代。在现代社会，对权力的分配有科层制的设定，公务人员只需忠于职守，而不是向私人效忠；在权利分配上，则根据普适性的平等的原则展开，各阶层需要的是公开的利益代表，而不是偷偷行事的“权力掮客”。但是，庇护关系的出现，则使“权力掮客”左右逢源、大行其道；更导致公共服务的平等与普适性原则被差序性的人情法则挤兑，权力的公共属性与行政的公正原则被私人关系破坏；最终，民众对公共规则的信仰将被对庇护关系的习惯性依赖所取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公共规则的无力，也导致庇护关系的效能被放大，当人们的正当公共利益不能通过公共关系确立并获得时，他们就会转而企求于私人性庇护关系。


日期：2009-09-14　14:37:26

　　用一幅漫画来表达,可能更直观(漫画来自互联网):
　　

日期：2009-09-14　16: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