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问体系主要来自欧美，当时选择留学西洋的中国学生也有，但人数远不及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部分毕业生前往英国学习海军，也曾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同期间，在华教会曾选派了一些中国青年前往欧美留学，但人数不多。八十年代后，李鸿章选派段祺瑞等四人前往德国学习陆军（荫昌比之更早），人数更为有限。直至清末新政，清廷和各省均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人数有所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08年后将庚子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民国以后，此制度并未因清朝覆亡而终止，庚款留学（留美、留英等）在二三十年后结出硕果，民国的很多大师如胡适均出自于此。
　　实事求是的说，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日学生。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亦指出：留日学生中“已入学者半数为各省公费生，习师范、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百分之一”。比较而言，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如施肇基、陈锦涛等），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虽然人数众多，但博士却寥寥无几。

　　1905年6月，学部举行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据本次高中的曹汝霖回忆，学部尚书张百熙“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尤重视留学生，特议考试留学生，以备任用。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学生，无一应试。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等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此次学务处考试，即等于会试，由于晦若（式枚）、王书衡（式通）两先生监试，特别优待，中午备席（第二次即没有这样优待）。试题为一论一策，皆关于新政，惜不能记忆，试后一榜皆及第。”

日期：2011-07-27　16:01:31

　　曹汝霖忘记的题目分别为：《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军实论》及《两国交战，局外之国不得干预，谓之局外中立。局外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其权利义务若何？试据学理，并参各国成例评论之》，前者为传统题，后者为新学。
　　曹汝霖对考试过程倒记忆犹新：“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制，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掮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分发毕，阅卷大臣即退，只留监试大臣。……午膳各带点心。到申刻，监试大臣即说，快交卷了，不能继烛。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惟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

　　考试结束后，曹汝霖等人经引见后授职，“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那次引见，共十四人，由吏部员司引导列为一排，第一为金邦平，第二为唐宝锷，余排在第三，只听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几岁，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广东香山人。……余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主事六品奏任官。”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陆宗舆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被奖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来的同道中人、撰有《日本游学指南》影响颇大的章宗祥则先是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虽未参加留学生考试，但被特赐进士出身。在科举制被废弃之后，新的进身之路却假借传统的功名重新复活，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之前的科考相比，像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在清末官场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获益者。

　　后科举时代的第一个探花郎唐宝锷，系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之侄辈，而后者在跟随袁世凯多年后，早已是朝中的高官。唐宝锷1877年生于上海，其家族系买办世家，上海闻人唐廷枢即为其家族中人。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次选派留日学生时，刚考取了秀才的唐宝锷应试入选并于当年三月派往日本，这也是中国第一批官费留日生（共13人）。
　　被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点名的颜惠庆参加了第二次的游学生考试，据他的回忆，当时的主考官为唐绍仪，副考官为严复与詹天佑。严复为当年选派留英学习海军的福州船政生，而唐、詹均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后者系耶鲁大学毕业。
　　在这次考试中，耶鲁大学博士陈锦涛名列第一，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列第二，其弟颜德庆（毕业于利哈伊大学）列第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列第五，前十名均被授予进士出身，且大多为美国大学毕业。其余的40多人，名列二等，均被授予举人出身，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与曹汝霖这批活跃于官场的留日生相比，颜惠庆这批人大多活跃于外交界。
　　这次考试尚有一花絮，当时名列前十的有两位牙医，其中一位本职为内科医生，牙科只是其副业，而另一位则是单纯的牙医，当时的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进士头衔只能授予读书人，像牙医这样的方术之士根本没有资格跻身此列，因此，前者获得进士出身尚可，后者只能屈居二等，授予举人头衔。
　　对此，旧士绅们还大为不满，《国乘备闻》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王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王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言谈之中，对此等新科考颇有鄙视。
　　蒋梦麟在回忆录里也记了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他与陈独秀谈天说到秀才，陈是秀才，蒋也是个秀才。陈问蒋：“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听说后便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所记载，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构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