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长在收粮的时候通常在器具上打主意，当他们从农民这里收粮时用容积大的器皿，当他们向外缴粮时用容积小的器皿，这样既剥削了农民又中饱了私囊，而周忱统一器皿尺寸无疑是革除了此种弊端；同时为了杜绝粮长将所收税粮囤积在自己的私人粮仓里以便贪污，周忱开始在各地设立公共粮仓用于装纳税粮；既然官田税赋无法进一步削减，周忱便将主意打在耗粮上。我们要知道明代运送粮食有损耗一说，途中麻雀叼啄，押粮官贪墨，漕河里漂没，雨天淋湿而导致粮食发霉，这些损耗也由可怜的农户出，而周忱却平均官田和民田的耗粮，这无疑又减轻了农户的负担，不仅如此对于负担重的农户，周忱还允许他们用折色缴纳，折色是跟本色相对应的，本色是指粮食，折色指银子、布匹、棉花，折色缴税负担会轻松许多；周忱最伟大之处是设立了济农仓，“济农仓”顾名思义是济民，的确如此，当丰年时粮价下跌，官府将粮食收购后入济农仓，这样就阻止了粮价下跌，保障了农户的利益，当灾年来临时再将济农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农民，以致于民众们不知灾年为何物？

　　周忱的一系列政策无疑是伟大的，他减轻了农民负担，平均了税赋，打击了不法粮官，建立了现代的粮食稳定机制和粮食流通体制，但这些政策显然触动了户部和地方官吏的利益。
　　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周忱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到了正统年，这些政策最终都得到了执行。无论国初五朝名臣能人如何辈出，但周忱无疑是对民众做出贡献最多的一个人，他没有光鲜的道德文章，也没有后世文臣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做几件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发现周忱的赋税改革比夏原吉的一系列政策要更具体的多。

　　周忱鼓励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税无疑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给后世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并掀起了大明王朝按银收税的新篇章，大明王朝从这刻起似乎就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对于一个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日期：2012-04-15　15:16:51
　　第二十三章宦官崛起
　　国初五朝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宣德朝，宣德朝的迷雾似乎至今也参不透，以致于我们今天研究起来竟也思路混淆，但我们拉大历史的视角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第一，宣德皇帝试图还给天下百姓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二，宣德皇帝试图将一些随机、悬浮的问题制度化；第三，皇帝试图从体制上来保持政治的平衡性和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总结了这三条，我们仍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结论，那就是宣德皇帝力图通过体制来保持王朝的稳定，而不是依靠洪武和永乐的那种超强个人能力。
　　宣德王朝似乎像文官所预计的那样，一切都沿着洪熙王朝的轨道向前滑行，但我们最终得出结论宣德王朝还是跟洪熙王朝不一样，因为从深层次来说宣德皇帝具备洪武、永乐那种强悍的品质，但历史滑行到了今天，已经不是洪武和永乐朝代的土壤，宣德皇帝更注重将他的这种品质发挥在体制上。
　　他不仅将巡抚这一临设机构正常化，而且将内阁这一机构长期化，并新成立一个机构——司礼监——来制衡它。

　　君主受制于个人精力的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政事揽于一身，所以聪明的君主懂得如何既放权又控权。秦汉是三公九卿制度，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都在丞相手中，隋唐将相权一分为三，宋朝情况特殊，将财权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到了元朝中书省又总揽一切大权，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将决策、审议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朱元璋设立内阁起，内阁就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执行权，后来永乐年间内阁渐渐的有了执行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法律没有赋予内阁决策权，但实际上内阁已经掌握住了决策权，因为一切政事都要通过内阁，内阁的建议通常都会被采纳，到了宣德朝，皇帝已经明白内阁已经成了帝国不可缺失的因子，倒不是因为洪武的祖训在那里，而是因为这一制度成功解决相权问题，又使得皇帝不必精于政务。

　　宣德最终赋予内阁决策权，使得内阁更加制度化、长期化，但它始终不是律法赋予的常设机构。皇帝依然明白对于这一机构必须要有人来制衡它，皇帝这回选中的是太监。
　　宣德一朝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相对于文官来说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无论对于本朝的文官还是对于如今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皇帝对于宦官的深层考虑。皇帝对于宦官的考虑无疑是长期和深虑的，他并不是像永乐皇帝那样简单的赋予宦官某种官职，而是将司礼监提到内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内设置内书堂，并由翰林院学士教授太监们读书习字，从此帝国多了一群能以极高效率办事情又忠于皇帝的准官僚。宣德皇帝这一行为无疑是英明的、及时地，它成功的保持了大明王朝的稳定。我们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推后一朝或两朝再实行这一举措面临的阻力无疑会大大增加。

　　帝国的权力分为两部分，内阁用蓝笔在奏章上写下决策意见，名曰“票拟”，皇帝红笔在奏章上写下“照准”，名曰“批红”，如此以来此项决议便生效，可以通发六科执行。宣德朝批红还由皇帝亲批，但似乎此项体力劳动可以由太监带笔，正统年间批红便由太监代理。但太监绝对是在执行皇帝的意思，或许是皇帝设定一个更为宏观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太监便没必要报之皇上了。

　　存在就是合理，万物都是相生相克，文官势力的崛起必然需要力量来制衡，一旦没有力量来制衡它时只能是通过周期性的封建振荡来重新洗牌，这是政治运行的规律，我们无需太多不解与感触。
　　至此，也许士大夫们开始发现，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与后世皇帝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斗争已经开始，我们的士大夫们准备好了吗？
　　宣德一朝太监的活动范围明显大大超过了永乐朝，宣德皇帝并不是仅仅提高了司礼监的地位，皇帝还赋予镇边太监统领火器部队的职责，甚至在皇帝巡边的时候留守京城的官员对于大事还要跟太监们商量，最后帝国的太监还插手起瓷器、木材的生产，皇帝的推崇和纵容使得太监们提前跋扈起来，也使得对于太监的清洗提前到来。的确洪武、永乐两朝的清洗都没有针对宦官，而此次宣德皇帝却将刀挥向了他们，在宣德六年年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皇帝连杀十几名高级宦官，整个宫内一片肃杀，也许连皇帝也被此种气氛所感染。宣德七年的新年刚过，皇帝就安抚了宦官，宦官们明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终于可以吐口气了。皇帝并不想将宦官们整死，之所以要处理违规的宦官只是想让他们更好的为帝国服务。

　　宣德皇帝对宦官的力推是显而易见的，他向后世子孙明确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伙人也是帝国的一份子。
　　日期：2012-04-17　09:22:34
　　第二十四章 帝国进入老人政治
　　宣德十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时年37岁，皇帝的死去使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大明政治嘎然而止，我们这个帝国似乎重心不稳，没人知道它将要滑向何方。
　　皇帝的死因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一说死于仙丹中毒，一说外出巡游着了风寒，无论何种原由这个皇帝的确已经离去了，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补？

　　仁宗和宣宗两朝被后世冠以“治世”的名号，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为“治”的就说明王朝在这个阶段治理宽松。大明开国以来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拓，帝国已经进入了稳定期，洪武时期的那种严厉，永乐时代那种巨额开支已使得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向前运转，朱高炽、朱瞻基两任皇帝上任后平冤狱、消刑法、减赋税、从安南撤军、停止下西洋和采办，这些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平稳向前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