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7-29　13: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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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神话、宗教与国家起源路径
　　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差异，与民族的神话以及宗教势力的差异相辅相成，即，任一个差异就可能决定其他差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形成的独特路径。
　　以最早的国家形态而言,
　　古代两河流域进入最早国家形态是以城邦形式出现的，乌鲁克文化期（3500-3000BC）是城邦形成期，而城邦又是围绕神庙这个宗教文化中心不断扩大建立起来的。
　　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聚落形式出现的，而家族又是围绕宗庙这个宗教中心建立起来的。
　　神庙与宗庙这两种形式，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不但影响各自神话风貌的发展，还是史前时期决定国家形成的基本文化因素。
　　有人专门研究比较了中国和两河流域史前居民在聚落形式上的显著区别，认为它影响了两者在宗教方式上的不同选择。
　　这种比较主要是考察“扩大家庭”的发展程度。
　　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500年之间，中国与两河流域聚落形态都经历了“以家庭为中心”到“扩大家庭”两个阶段。
　　但中国始终以单间建筑这种核心家庭的居住形式为主，多间建筑这种扩大家庭形式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这在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的聚落形态得到证实：一个大型方形房子周围环绕着很多单间房屋，呈单一中心的向心式布局，表明个体家庭对村落有较大依赖。
　　同一时期，两河流域经历了哈苏那文化到萨马拉文化的发展阶段，但聚落形态始终是多间建筑。萨马拉文化为例，整个建筑只有一个通向外面的门，而房屋之间的门则是相通的。是一种扩大家庭的格局。这种扩大家庭表明对村落的依赖性不大，有分离迁徙的随时可能。
　　公元前3500-公元前2600年阶段，中国进入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此期间普通住房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从大地湾和河南大河村等遗址看，聚落形态由原来的单间建筑变成了多间建筑，这是由几对夫妻组成的扩大家庭，还是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与两河流域相比，扩大家庭并不发达。
　　由于核心家庭依赖村落，人们之间的分化发展非常缓慢。社区由亲缘纽带维系，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超社区组织的宗教也自然是带有血缘色彩的祖先崇拜。
　　同时期，两河流域进入乌鲁克文化时期，这是一个“城市革命”时期，人口和村落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周边的游牧人口从山地迁移至平原定居。乌鲁克后期到早王朝以前，城镇数目大大增加，大量移入的外族人对原住民的血缘组织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扩大家庭”成为基本家庭形态，家庭对整个社区依赖较少，社区内人们血缘关系单薄，居民之间更多是以利相交，因此易于发展以交换为原则的公众空间；维持超社区的宗教是崇拜某一自然神，并视其为保护神，借此巩固同一地区人们之间的认同感。

日期：2011-07-30　15: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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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形条件而言，两河流域没有沙漠或高原大山的阻隔，与外界的陆上联系比较方便。而且西亚地处亚非欧三洲的联接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民族迁徙和信息交换的焦点地区。同时这里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接触区域，相互影响突出。所以这个地区自古族系复杂，王朝兴替与民族变易频繁。血缘联系很容易就让位于地缘联系。历史上苏美尔人就跟阿卡德人长期混居。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国家文明产生前后没有出现两河流域那么大规模的不同种系的人口流动，血缘组织没有破坏得那么彻底。大规模的文化中心始终只有少数几个。其形成的方式，以史前时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为例，就是形成少数几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大规模文化中心，这种特殊的聚落形态使得人们崇拜一个家族的共同祖先。

　　权利集中的地域形态就是由若干中心发展为一个中心。
　　论语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这说明祖先崇拜在史前时期就没有间断过。
　　中国史前存在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部落联盟，但是启通过武力建立起第一个王朝，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世俗王朝从此开始。这种政治大大刺激了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祖先神话，而抑制了自然神话。
　　重实际少幻想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化精神导致中国古代宗教情绪低落，以宗庙为中心的祖先崇拜迫使中国先民把主要智慧用在创造礼乐文明的实践中，而对天国冥府和自然神灵的宗教想象不感兴趣。这是中国神话相对不发达的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神话是以英雄神话为主题的，其中的神灵大多是历史传说人物而非自然神灵，中国神话经历的是一种历史的神话化，而非西方那种将神话作为历史，即“神话的历史化”。所以，要完全否定中国上古神话人物，跟完全肯定他们一样都很难有确凿的依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苏美尔神话或者古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