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装煤的，有推煤的。
　　我拿了把铁锹头像簸箕一样的大铁锹，正准备装煤，这时有权爷接过我手中的铁锹，然后将小推车的车柄塞到我手里。我知道他想照顾我。
　　有权爷拿着铁锹，很快将小推车装满。我吃力地抬起车柄，然后使劲让车轮转动起来。走平路还算可以，可到了上坡路时我就顶不住了，那小车不停地向后推着我。正当我一步步向后退的时候，有权爷及时赶到，帮我将车推到坡顶。
　　有权爷看着我满脸是汗，笑嘻嘻地说：“笑笑，干活比念书累吧？”
　　我知道有权爷无心伤害我，可他的话像把刀子似的，已经捅到了我的心窝里。

　　他没有在意我的表情，嘴里不停地说着：
　　“如果把书念好了，以后当个官，不说出门坐车了，下车都有人给你打伞。这倒好，不仅不能坐车，还得推车……”
　　有权爷不停地说着，可我没有吱声，也不知如何应答。
　　“笑笑，你学习那么好，为啥说不念就不念了，你真傻啊！”
　　有权爷的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快要掉了下来。这时，他好象觉察到了我的脸色，马上又说：“不过，还是有机会的。”

　　我知道有权爷是在宽慰我。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也知道，有权爷他也相信我以后没有什么机会了。
　　有权爷把铁锹递给我说：“你还是慢慢装吧。”
　　我接过铁锹，也觉得只能干这活了。
　　我吃力地拿着大铁锹，铲了满满一铲，然后使劲端起来放进小车斗里。开始铲了几下还行，可铲了一阵子就没劲了。

　　“二傻，你不会半铲半铲的铲啊！”
　　有权爷的话突然提醒了我，我抬头对他笑了笑。他却看着我直摇头。
　　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干着，我当时没有手表，也不知每次干多长时间。只记得，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干活，干了一阵子后吃早饭，早饭吃完后再干活。干得很累的时候吃午饭，午饭结束后，简单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干，干到天黑得看不清楚了才休息。那时，我感觉过一天就跟过一年似的。
　　一天下来，我像被支解了似的，躺在炕上就收不起来了。
　　有权爷见我脸色发白，嘿嘿地笑着问：“笑笑，吃得住？”
　　躺在炕上我有气无力地答道：“还行。”

　　我知道，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只为钱。坚持一个月就能拿300多块，如果干上两个月，就是600多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有了这钱，我可以给家里的每人买身衣服，其中包括自己，回家的时候，还可以买些好吃的。
　　我正一天一天地盘算着。三天过后，有权爷的一席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那天晚上，有权爷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他先是点了一支烟，然后猛吸了几口说：“我看那个家伙有点不地道。”
　　我知道有权爷说的那个家伙是老板。
　　“你看看他，一点也不像干正经事的人。你说装上几袋子焦炭马上就拉走，这个地方一点货都不存，厂子就像不是他的似的。”
　　二狗听后点着头说：“有权叔，你说的对，我也觉得不对劲。”

　　有权爷说：“老板隔三差五就说半个月就发工资，你说那有这么做的，你发就发呗，还整天圪塌（罗嗦）什么。我去打听了一下，听说这个厂子是别人的，那人欠了这家伙的钱没还，他就暂时霸占了这个厂子。我看咱们干不长久，那家伙一走，说不定连工钱都拿不到。”
　　二狗觉得有权爷说的在理，他没了主意：“有权叔，你看咋办？”
　　有权爷吸着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看迟走不如早走。”
　　二狗说：“那三天的工钱咋办，那家伙能给吗？”
　　有权爷说：“工钱他肯定不会给，人家不是说了半月一付嘛！”

　　“难道咱就这么白给他干了三天？”二狗扭了扭脖子说。
　　有权爷诡谲一笑，说：“肯定不能白干了，你看——”
　　有权爷指着几个大铁锹说：“这些铁锹咱们可以拿回去，一个铁锹买的话也得二三十块钱。咱们明天一大早溜了就算球了（就算了）。”
　　我开始盘算着能拿几百块的工钱，也盘算着这钱该怎么花，可看到周围的人不停地点头，我心思，这钱是没戏了，还盘算个球。
　　我们知道，老板晚上一般不会住在这里。我们把铁锹把摔断，然后每人拿了一把。有权爷早有准备，他拿了两把。我们每人还拿了十几个装焦炭的袋子。
　　第二天，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们几人背着行李，拿着袋子和铁锹头像做贼跑了。其实，我们就是贼，一群为了心理平衡的贼。
　　回到家里，我还是觉得憋屈得很，虽然拿了些东西，但一分钱没挣到，还倒贴了20多块钱的路费。

　　(未完待续)
　　日期：2011-04-24　10:47:21
　　十
　　回家后，我夏天跟着父亲到地里锄地，秋天跟着父亲到地里收割。除了干这些，我还承包了喂猪、做饭的活计。虽然有时感觉很辛苦，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因为我觉得父亲很可怜。
　　我整天像一只渺小的蚂蚁似的，不停地奔波忙碌着。
　　次年的春天，也就是1992年的春天，那时我已经15岁了。这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年春天，到了耕地的时候，可父亲迟迟没有下地干活，他早早出门，很晚才回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是眉头紧锁，我知道父亲遇到了难事。后来才知道，今年没人给我们耕地了。

　　由于我们家没有养牲畜也没有齐全的农具，以前都是跟别人噶具，就是合伙种植。今年不知为什么，没人跟我们噶具了。看着父亲着急的样子，我和哥哥干着急没办法。
　　再难的事，总要去解决的。父亲还是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那天吃过晚饭，父亲对我和哥哥说：“今年咱们50亩地只能种一半了，另一半给为咱耕地的人种了。这样你们兄弟俩，我带一个出去打工，另一个在家种地。你们看谁留在家里？”
　　父亲说完，瞅了瞅哥哥，又瞅了瞅我。
　　哥哥表示出去打工。父亲就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家里？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接着，父亲对我说：“南沙地的那块地是古井村的堂叔张守明给咱耕，南北针的五亩地是村里的叔叔慧喜叔耕，沟底的五亩地是有权爷耕，种什么你就不要管了。如果耕地的时候，你去洒洒化肥，帮着干点活，夏天锄锄地，秋天我和你哥哥就回来了。”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去了D市。听说，父亲负责到饭店拉泔水，哥哥则给一个公司看大门。父亲和哥哥走后，我就成了家里的“一把手”。那时妹妹7岁，弟弟四岁。
　　我这个“一把手”可不好当，家里家外我是全权负责。上午下午要下地干活，中午晚上要回家做饭。不过，那时已不用喂猪了，那头猪长肥就卖掉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剥了些小米，磨了几袋子糕面，还给我留了一点钱。具体留了多少我想不起来了，但我确定不超过100块，这也是我拿到的最多的一次钱。父亲说，这钱不能乱花，是我们母子四人半年多的生活费。
　　上午我去地里帮着耕地。可不管多忙，我中午也要按时回家做饭，因为我怕母亲和弟弟妹妹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