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告诉我和田哪儿的拉面好吃，哪儿的凉皮子可口，哪儿的干果最便宜，哪儿的川菜够辣，哪儿烤全羊最爽。她们还透露各种八卦消息，譬如政治老师很帅，英语老师快生了，数学老师汉语不好等等。我们说说笑笑，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
　　“老师，好羡慕你哟，重本呢！”
　　“哼，有啥好羡慕的？我算是看明白了，大学只不过是加工厂，我们都是批量生产的次品，念大学无非就是混。谈及此恋爱，分几次手，留几道伤痕；然后再拿着一张破纸，若有所失地踏上社会。”
　　“连你都这么说，我们专科的怎么办呢？”
　　“你们也一样的，没多少差别，没有大学了，六十年前就死光了。”
　　“那你有女朋友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哪个有女朋友了还会像我这样儿吊儿郎当的？初中之后我就不谈恋爱了，厌倦了。”
　　“哇，初中就看透了！佩服，佩服！”她俩做出鼓掌的动作。
　　“其实也不算什么，那时候还很小，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前两年我很令人讨厌的，调皮捣蛋、自我中心、高傲不群。直到最后一年才跟几个女孩儿走得近，其中有两个明确表示喜欢我，一个叫谢琴，一个叫邓雅芝。”

　　“那你后来是怎么变好的？”
　　“苦难，苦难会让人明白很多。从初二起我爸妈就出去打工了，寄居在别人家，经常受冷眼，别人连零食都藏着不给我吃。有一次还被别人驱逐出门，理由是我懒。其实我不懒，那时候六点过就起床上学，得走四十多分钟，冬天还得打火把。晚上回来得赶紧写作业，哪儿有时间帮他们干农活？”
　　“啊？你真可怜！”她凝滞地看着我，一会儿又缓过神来，“接着说那两个女孩儿。”
　　“她们真的很宠我，骑车跑了几公里去买蛋糕，给我补过生日；之前我从来没过过生日，也没吃过蛋糕。被驱逐后我就住校，周末也不想回别人家，她们怕我孤独，要留下来住在男生宿舍，但我把她们赶走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她们没参加中考，毕业考试后就走了。我在她们笔记本上留下两首诗，表明我要上高中，不能跟她们走。谢琴哭了整整两天，在啤酒里泡了一个星期。她让别人交给我一封信，说不后悔爱过我，可恨我把信和里面夹的照片都烧了。”
　　“哟！看不出，宏文兄曾经还真混蛋！”哈萨克女孩儿调侃道。
　　舒萍双手托着腮：“那邓雅芝呢？”
　　“邓雅芝后来上了职高。我们经常写信。她说她孤独，我说我愿意做她的支柱，嗨，那时候真扯蛋！后来班主任拆开了她给我的信，不许我再跟她联络，好笑的是我居然对他言听计从；至今我还记得她给我最后一封信的内容。“”

　　“说来听听？”
　　“我正在生物考试，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张宏文，你就这么不理我，我很伤心。我知道你是怕耽误学习，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你了……”我沉下脸来，没法说下去了。
　　“那现在呢，她们现在怎样？”
　　“她们都跟初中同学结了婚，邓雅芝甚至有了一个孩子。两年前，邓雅芝已经去世了，车祸，一车人就她一人没逃过。我写了首诗纪念她，但她已经看不到了——哎，真是悔不当初啊！”
　　沉默了一阵，舒萍看我有些伤心，就扯我脸，还抓我头发，想让我高兴起来。
　　“哎，你能不能温柔点呀，真不知道你男朋友怎么受得了。”
　　“就是，像个疯婆子似的，你怎么嫁得出去啊！”哈萨克女孩儿佯装厉声训斥。
　　“我就这样，怎么了？”她不住地跺脚，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走到和田博物馆门口，她怂恿我进去：“老师，里面有干尸，我们去看看。”
　　正巧有一个福建来的旅游团在参观，维族导游小姐热情地为他们解说。博物馆展示的物件很丰富，有原始时期的石器、商周的青铜、魏晋南北朝的编钟、唐朝的丝绸残片、北宋的瓷器等。大厅正中央的水晶棺里躺着两具干尸，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儿，小孩儿的鞋子只剩下一只了，朱红色的，据说是五十年代在民丰沙漠中考古发现的。
　　有个男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背个大包，脖子上挂着索尼相机，裤腿挽得高高的，一番交谈过后才知道他是台北人，今年二十六岁。他在在ACCER工作，去年辞了工作来大陆旅游，到现在已有九个月了，走过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最后一站打算去西藏。他写好了十几万字的旅游笔记，回到台湾准备附上照片出版。
　　当他知道我是师范学校的老师时，惊讶地不停拍手拊胸。他坚持要我跟他合影，临走时还打趣地说：“张老师，没准儿你会出现在我的书里呢！”

　　日期：2013-03-16 18:19:03
　　新的一周开始了，慢慢地，我发现这儿跟我们学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大家都在混；骗自己，也骗社会。学生们干的事儿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混混社团，打打工赚点儿小钱，或者沉迷于游戏，痴迷于情爱；要不就围着辅导员转，捞点儿油水。有什么办法呢？整个社会只看虚假的学历，即便有真才实学也不足为信。
　　于是乎我也不再认真了，一个星期就把整个学期的教案全部做完。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在网上粘贴复制，反正人们看重的只是花哨的形式，至于容如何使无关紧要的。我忐忑地将教案拿给指导老师审查。他随意翻看了几页，嘴里不停念叨：“嗯，不错，写得很认真。比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做得都好!”
　　我憋得满脸通红，总算没笑出来。说了一大堆不痛不痒的话，最后他竟然让我帮他破解无线网。
　　上课的时候我也不再严肃地讲课本儿上的东西，什么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女性文学……这些跟他们统统无关；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有最后的分数，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

　　为了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我帮他们彻底消除了对分数的迷信和恐惧。
　　“大家放心，卷子是我出，当然也由我批改，绝不可能有一个人重考。我最讨厌用分数为难学生的老师，我受够了那种折磨，不会再那样儿折磨你们的。”
　　学生们大呼小叫，发自内心的兴奋难止，拍手称好。
　　我开始给他们讲一些杂乱的知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各种乱七八糟的都有。
　　“你们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东西这么贵吗？告诉你，同样的中国制造，在美国的价格比国内还低，运费、税费等等都是原因。你过得幸福吗？告诉你，2009年我们的工资占GDP的比例比非洲还低两个百分点，只有9%。”
　　有的时候也说到爱情：“爱情，不过是两个人受了荷尔蒙的蛊惑，失去理智后上演的闹剧”。有时有讲人生：“人生不过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所需的无非是一段有方向的航行”。
　　有一次我还拿出自己写的《城堡》，让他们做赏析。
　　一个时代

　　一座城堡
　　思想
　　价值
　　道德
　　破碎成片
　　在风中飘飘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