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浙为龙头的江南一带，历来就是明朝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源。即便是“流贼”遍地之时，苏浙也基本上未受战火洗礼，除了税赋加重，偶尔有些“乱民”闹事以外，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
　　李自成在黄河流域活动，目标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贼”张献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扬镳，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的部队在郧县被明军总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于次年被“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次反水，并将目标锁定在西面的四川，后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此时，镇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张献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顺江东下，因此整个江南还是比较“干净”的。
　　毫不夸张地说，南明相对于南宋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南宋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坚持了十几年！
　　历史太会开玩笑了，整整相差一个数量级！既然有诸多优越的先天条件，南明为什么如此不给力呢？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两院也绝非形同虚设，江南的财富当然是货真价实，但似乎还缺少一点儿什么。
　　恰恰是缺少的这么一点儿却足以致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个人——皇帝。
　　晕！这算哪门子的致命？找个皇帝还不简单？朱由检死了，不是还有儿子吗？
　　——很遗憾，朱由检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里，莫非请他亲自率兵护送南下？
　　那就从朱由检往上查家谱，不是还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吗？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只一个。
　　问题就出在这里！
　　计划生育好，绝不是一句空话。虽说多生儿子好打架，但很多时候，儿子多不见得是好事，比如买奶粉的时候、交学费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还有……还有选谁当皇帝的时候！

　　朱由检是册立了太子的，但此时捏在人家李自成的手里。这样一来，所有可能即位的藩王们，全站在一根起跑线上了。
　　你爹是皇帝，我爹也是皇帝，凭什么让你当不让我当？
　　日期：2013-04-12 21:09:04
　　迷茫的“南混”
　　事实上，藩王们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为了争夺南方的皇位打得头破血流。要真是那样的话，倒未必是一件坏事。此时，大顺、大清正忙着在北方对峙，张献忠还在西南翻大山，南方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皇家内部的武力较量一决雌雄，留下最强悍的一个力挽狂澜。
　　但是，明成祖朱棣做得实在是太绝，为了防止其他藩王“依葫芦画瓢”，他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实力。皇子封了王，除非国家有特别需要时稀里糊涂继承大统（比如先皇没有子嗣，信王朱由检就是这样当了皇帝），绝大部分只能是骄奢淫逸，混吃等死。别说掌握军队了，就连跟几个文臣来往频繁一点，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对当政者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政策不折不扣地一直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一个类似于康王赵构有自己执政“班底”的藩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异，将直接导致南明难以步南宋的后尘。而始终困扰着南明的梦魇，根源也就在这里！
　　话说回来，藩王们不是看不到这个机会，但江山倾覆，分散在各处的藩王，要么投降“流贼”（比如山西的晋王朱求桂），要么被“流贼”给弄死（最惨的是洛阳的老福王朱常洵），剩下的全都忙活一件事——逃命。
　　争皇位？实在是忙不过来！
　　真正的争斗，还是发生在南京“朝廷”内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时，“北漂”们的反应是“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
　　那么，“南混”又是什么反应呢？
　　时人陈贞慧（又名陈定生）撰写的《书事七则》是这样记载的：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实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这就是“南混”们内心的真实处境。
　　遭此乱局，“南混”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无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太子均杳无音讯。
　　老板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头望天，还能怎么办？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还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讹言。
　　由于圣上和太子下落不明，为了防止谣言四起，混淆视听，南京六部联合发文禁止谈论这一敏感话题。

　　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隐瞒真相，连“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怎么公开？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