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这确实是清政权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权内部，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占领北京的问题上，清政权的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老牌“汉奸”范文程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在“汉奸”文臣的怂恿下，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清政权到底能在中原走多远，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
　　一方面，满族人口本来就比较稀少，原先占据辽东时，“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兵员补充更是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阿济格等人才会有退保关内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势不甚明朗。李自成虽然西撤，但实力不可小觑，除了盘踞陕西、山西一带以外，黄河流域依然有星罗棋布的残余势力。兵力不足的清军很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权实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军在黄河流域与大顺军全面展开决战，南京政权是否会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从四月底占领北京开始，清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既没有挥师追击西撤的大顺军，也没有乘势大举南下。多尔衮既要稳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静观其变，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给力，黄河流域很快便出现权力真空，前明官绅掀起了推翻“大顺”残余政权的浪潮。“汉奸”文臣们纷纷向多尔衮上书，建议清军立即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一举平定天下。
　　“汉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让南京政权抢占先机，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再想与南方的亲友相见，可就是“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了。（可以对比如今的朝鲜、韩国。）

　　另外，如果不拿下东南这片富饶之地，仅凭北方的经济水平，是极难支撑一个政权生存的。南北经济水平不对等，北方需要南方“输血”。
　　尽管“汉奸”文臣们一再怂恿，但多尔衮依然“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权到底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此时，如果弘光政权能够积极响应前明官绅的“复辟”，命令四镇总兵北上，迅速接管山东、河南，必然能对清政权形成威慑。双方再行谈判“联合平寇”，南京政权无疑将掌握至关重要的筹码。
　　一味贪图享乐的弘光政权实在是无可救药。对于黄河流域出现的契机，南京朝廷不过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简单——没兵。没有军队，到兵荒马乱的地方去上任，这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
　　弘光政权的无能让多尔衮欢喜异常，既然南京都是一群草包，清军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经摸清底牌的多尔衮移书史可法，俨然以正统自居，敦促南方立即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清政权已经将“一统天下”作为终极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议使团，携带再多的金银财宝，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讨没趣了。

　　日期：2013-04-17 19:46:07
　　“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临安邸》
　　一位生活在南宋时期的诗人，以相当直白的语言，将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这位诗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丰功伟绩”，他恐怕很难有心情写出虽是讽刺但不失美妙的诗句，而是直接送上一个字： “呸”。
　　一个新生的政权，对外软弱无能，被敌人嗤之以鼻，对内横征暴敛，官场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到了极致。对于这样的政权，如果不能说脏话，还真是无话可说了。

　　弘光政权控制着南方，而富庶的江南向来是明朝重要的税源地，常年通过漕运给北方“输血”，为朝廷的日用开支和北方“平寇”、“平虏”提供财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经被别人给占了，“平寇”、“平虏”都成泡影，想“输血”也输不成了，江南的缴税任务理应减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监国时，有大臣提议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
　　史可法判断得很准确，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个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作为督师，优柔寡断的史可法对四镇总兵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迁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给朝廷上疏，带头帮着四镇总兵要钱。四镇总兵又不知好歹，拿钱的时候相当积极，干活的时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纵容下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有这样的军队，再多的钱也会被烧光。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