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比江阴还要硬上好几倍、大上几百倍的骨头，正等着清军去啃。
　　日期：2013-04-27 19:30:10
　　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朱以海来幸福千万人（大家职务、级别、待遇都没变，还能向福州政权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勋”，“牺牲”朱以海就等于丧失自己的特权（福州政权的“定策元勋”自有其人，一旦联合，这个“荣誉”是没办法维持现状的）——这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乱的是，两大正规军一个“支左”、一个“支右”，两派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架可有得吵了！
　　热火朝天地吵了几日，鲁监国朱以海撂挑子不干了！
　　朱以海相当气愤，因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要拿自己做“牺牲品”。请我来的是你们，赶我走的还是你们，把我当猴耍？
　　上山容易下山难，自己的屁股还没把监国的位置坐热，就要被灰溜溜地赶下台，屁股倒是有地方放（继续做鲁王），脸往哪儿搁？
　　与其被赶走，不如自己走！九月十三日，朱以海主动放弃监国，返回台州。

　　朱以海发扬“高风亮节”主动去职，“右派”抓住机会，于十月初一宣读了刘中藻送来的“诏书”，承认福州政权领导。
　　好景不长，“左派”在张国维的带领下坚决反扑，执意将朱以海迎回绍兴，继续监国。这也标志着浙江、福建政权转入事实上的对立态势，只差直接的武装冲突了。当然，不是浙江完全不想打，很大程度上是没力气打。
　　“左派”中曾经有人叫嚣对福建“回戈相向”，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实上，急于求成的浙江政权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没体力南下打内战。
　　继八月进攻杭州失败后，不淡定的浙江政权于同年十二月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方国安、王之仁统兵两万攻打杭州。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兵分三路迎击，方、王大军损失惨重，浙江政权彻底转入守势。
　　在这种情况下，福州政权不向浙江动手，已经算是对方“深明大义”，自己烧高香了。
　　浙江的抗争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看看让朱以海“撂挑子”的福州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期：2013-04-27 19:30:48
　　左派”VS“右派”
　　尽管浙江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但鲁监国政权内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鲁王朱以海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监国之后，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乱。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摇身一变成为“国舅”，得到重用后四处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搞得怨声载道。

　　比“朝政”更严重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倾轧。方国安、王之仁以“正规军”自居，藐视各地义师的力量，千方百计加以排挤。在军饷方面，方国安、王之仁采取“一军两制”的方针，“朝廷”派发的粮饷全部划拨给两支“正规军”，义师得靠自己筹集。
　　没有粮饷，义师只有到处找乡绅“化缘”，遇到开明一些的富绅，多少还能给点儿。但依靠“化缘”度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饿着肚子的义师要么解散，要么开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义师就这样被逼成了“土匪”。
　　在与清军抗争的策略上，尽管督师张国维着眼于防守，但形势的好转让浙东政权难免有些急于求成。八月，方国安、王之仁率部进攻杭州，结果遭遇惨败，造成五千多人的无谓牺牲，浙江政权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让鲁王朱以海、督师张国维都没有想到的是，内部的纷乱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福州送来的一份“诏书”。
　　九月，来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来到绍兴“宣诏”，并提出“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
　　其一，鲁王放弃监国，归藩王位，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
　　其二，福州政权保证浙江官员职务、级别、待遇维持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福州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无非是要浙江表一个态度，但在鲁监国政权内部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还是不联合？群臣迅速分成了两派。
　　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等人赞成联合（算是“右派”），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雠同姓”，主张鲁王放弃监国，承认福州政权领导。他们认为，接受福州的条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后顾之忧，壮大抗清力量。同时，在光复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无疑占据着地理优势。钱肃乐满怀信心地说：“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与此相反，张国维、王之仁、张国俊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屈辱”的联合（算是“左派”）。他们认为福州政权来路不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朱以海来幸福千万人（大家职务、级别、待遇都没变，还能向福州政权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勋”，“牺牲”朱以海就等于丧失自己的特权（福州政权的“定策元勋”自有其人，一旦联合，这个“荣誉”是没办法维持现状的）——这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乱的是，两大正规军一个“支左”、一个“支右”，两派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架可有得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