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4-26 21:52:29
　　过来一会儿，迎面扑来了强劲的海风，海水和气温也变得凉了些。我们决定上船。
　　莎娜向船尾的侧面游去，轻快地上了船。我在她的后面，随着，也上了船。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美丽的轮廓，湿淋淋的细腻和单薄的内衣，紧紧地贴着她的身子，在海水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半透明，接近肤色，几乎是裸体的。
　　她的动作，有点儿像我记忆中大学女生水球队队员的姿态，但是，更加优雅、成熟和性感。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她半裸露的躯体和花瓶似的身短儿，赋有一股莎娜特有的自我意识和气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儿”。
　　在那一霎那，我们的眼睛相遇。她的神态，酷似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肖像作品里蒙娜丽莎的微笑，隐藏着女性的含蓄和微妙情感。对男人来说，深不可测。察觉到我在瞧着她，她眯着眼，望着甲板，有意识地回避我的视线。接着，她向我的方向走来，可是，只是擦肩而过，顺着我侧面的扶梯，进了船舱。

　　日期：2013-04-26 21:56:39
　　我先是一愣，随着，也跟了进去。
　　还没有进入舱门，我听到里面卫生间的门声。进舱后，面对我的，是一个空空的船舱。卫生间的门上，贴着一扇精致的落地玻璃镜。镜子里，我可以看到一个蛮帅的小伙子。我得意地做了一个鬼脸。
　　趁莎娜不在，我打量了一下舱内的布置。里面，颇有一股豪华气派，船主想必是位有钱有势的大款。舱内，有一种幽闭压抑感。我可以听到船底发出的轻微海水冲撞声，从舱门口，还可以听到外面海风的呼啸。由于舱内空间小，海潮的冲击使人感觉更是格外的颠荡。一时，我有些晕船，在那个环绕式意大利小牛皮沙发座椅上坐了下来。通过卫生间的门，我可以听到轻微的自来水声。
　　不久，莎娜从那扇玻璃镜子门后走了出来。她的头上，系了一条浅粉色的长巾，像 Go-Go’s唱片封面上的领衔主唱贝琳达-卡莱儿那样。另一条同色的毛巾，缠在了她的上身，粉色的长巾齐着胸，上面露出半个丰满的乳房。长巾的另一头齐着膝盖骨上端，仿佛是一条简易的太阳裙。 她的的手里还攥着一条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浅灰色茸茸长浴巾，看见我坐在那儿，她将手里的浴巾扔给了我。那是一条男式的浴巾，无疑是船主的。我暗想，船主必定是一位洛杉矶的显赫人物。模仿着她，我迅速地将那条灰色长绒毛巾裹在自己的腰上，像个泰国男士。

　　莎娜在我身旁坐了下来，默默无言，好似沉浸在一种迷睡状态。她侧着头，背靠着沙发扶手，将自己细长的腿放在我的膝盖上，皮肤细腻而嫩滑，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儿。她的瞳孔半透明，半雾状，朦胧的视线，仿佛可以透过我的瞳孔和眼底。
　　我意识到，她的目光和身体语言传递了一个讯号。 她在等待我的下一个举动。
　　日期：2013-04-29 09:04:12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光泽的皮肤。她的腿骨细，比东方女人的长，身子显得格外苗条。美丽的指甲上，涂了一层透亮的珍珠色甲指油，在阳光的衬托下，闪烁着贝壳色的银光。无意中，我触到了她的膝盖。她的腿神经质地颤了一下，像是痉挛。我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抬了起来。她先用奇特的目光瞧了我一眼，接着，悄然地又将我的手放回了她自己的膝盖上。

　　我明白了这个举动的含义，但我的手，却像只不听话的倔毛驴，呆板地停滞在那里。她先是一愣，身子往后退了半尺，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观察着我的面部表情。
　　看着我那僵硬的手，她用温柔的口吻问：“怎么？这是第一次？”
　　“……”
　　“怎么？”她在等待着我的答复。
　　无语。

　　莎娜笑了。
　　“亲爱的，请原谅我的鲁莽。”她低声道。“我不知道是这样。”
　　她那慈祥的样子，仿佛是年轻的圣母玛利亚。
　　日期：2013-04-29 09:07:24
　　“别笑我。”我说。
　　“不会的。”她说。“对男女方来说，第一次，都是人生征程上的另一个开始，必然有些尴尬和忐忑。这是正常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

　　“因为，我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她略带伤感地说。“出于一时的年轻草率，很多人都是为了过这个‘槛’而过这个‘槛’，在此后的人生中，渐渐地将它淡忘了。”
　　“那你呢？”我问。
　　莎娜默默无言，脸色变得有些黯淡，眼神里也流露出一丝沧桑。
　　“我？我的情况例外。”她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如果双方的感情没有成熟，没能自然发展到那一步，不能勉强。在心理上，要有足够的准备，双方应是情愿和平等的，感情发自内心，而且，彼此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追求和乐于分享生活中的甜蜜，而不仅仅是暂时肉体上的满足。你还年轻，再等等，等到你找到一个真正的知音，一起踏上这个感情的征程。”
　　日期：2013-04-30 16:52:02
　　少年时期，记忆中列宾油画里美女的形象和傅雷古典法语小说里贵族小姐的身影，像是一幅幅幻灯片，在我的脑海里呈现。这些图像和我眼前的莎娜，形成了一个叠影。
　　幼年时，我很孤独。六岁那年，父亲被打成文革时期电影届反革命团体5.16的头子，下放到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母亲也被打成了“黑帮”，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黄村“五七”干校。城里头，只剩下了我和哥哥俩人。那时，母亲的月工资，只有十八块人民币，除去几块钱自己的伙食费外，全部交给了家里临时雇佣抚养我和哥哥的“大脖子”阿姨——一个患有慢性甲状腺瘤，京城胡同里的地道“老北京”。之前，她在国家教育部部长家当佣人，直到那个部长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此后的童年时期，我很少见过母亲的影子。由于母亲拒绝交出所谓的“反革命黑帮”团伙名单和“认罪”，被强行分配到养猪场，当了一名猪圈的粪工，长时间隔离审查，不能回家。每个周末，当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回家，总问阿姨，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不能回来看我们？我孤独一人，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希望能像在电影里那样，看到父母安详和高大的身影，从一个远景的慢镜头里向我缓缓走来。

　　有一天，母亲终于回来了。看到我脚上几乎露出脚趾的布鞋，母亲心疼地彻夜未眠。在一盏昏暗的台灯下，她趴在缝纫机上，用衣柜里的碎布和糨糊，打鞋帮子，再用针头上系的粗粗白线，捺鞋底。一个周末，母亲没有合过眼，直到礼拜一下午快擦黑了，看到我穿着崭新的布鞋后那欣喜若狂的幸福笑脸，才欣慰和依依不舍地又踏着一辆陈旧和笨重的苏联女式自行车，在黑蒙蒙的月光下，去赶五十里的夜路，回干校。她在前面，一路骑一路哭，我在后面，一路跑一路叫着“妈妈”，从家门口，一直追到邻近复外西口的103路公交车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独自站在那里，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在夜幕里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