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中的中原龙山文化时代或历史记载的“五帝”时代，这也就是文明和国家逐渐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巫的身分逐渐发生了分化，即一小部分巫师与氏族首领的身分合而为一，氏族首领往往同时执行巫师的职能。如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29］，而且能“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帝颛顼高阳则“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尧在选择他的继承人舜时，“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30］这明明是一种巫术的考验，而非政治的审查。舜即位以后.“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31］。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信仰，还是处于多神崇拜的阶段，如“百灵”、“群神”等等，而中国历史上的“五帝”，则都是天生异禀，可以通神鬼的人物。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还难以断定他们的身分就是巫，但是他们在处理政事时兼行巫的职务，并且利用宗教的手段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使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和国家机器的形成一步一步地走向合法化，恐怕是没有间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巫”的配合，也就没有中国的文明。

　　早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李安宅先生即曾精辟地指出：原始社会的宗教职业者，凭着自己的机巧，“由着私巫变成公巫；及为公巫，便是俨然成了当地领袖。领袖的权威越大，于是变为酋长，变为帝王—酋长帝王之起源在此。”［32］在当时这应该是极有远见的观点。
　　此种巫师与氏族贵族身分重合的现象，在考古发现中也能得到证明。如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共发现陶鼓六件，其中四件完整者有三件出自大墓，一件出自中型墓，而且往往与鼍鼓、特罄伴出［33］。陶寺的大、中型墓墓主的身分是属于氏族上层人物，这是考古学界所公认的。如果我们推测陶鼓为古代巫师用品的假设不误，则由此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的巫师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此种巫师与氏族首领一身而二任的情况，在民族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彝族的“毕摩”(祭司)与兹莫(氏族领袖)的关系就很密切，有时二者的身分甚至可以重合［34］。佤族的氏族酋长“窝朗”同时也是氏族的宗教祭师；在基诺族社会里，作为村社共同体的体现者寨父“周巴”和寨母“周遂”也是祭祀的主持者兼祭司；哈尼族的“追玛”既是村寨行政领袖，也是祭师；云南苗族的村社祭师多由年高有威望的村寨头人“寨老”担任，侗族的“鬼师”有的也是由寨老兼任。这些材料还是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的。

　　笔者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35］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如果某一氏族或家族成了一个政治团体的统治者，那么他们崇拜的祖先就可能成为全政治团体、甚至全民族的神。这种以祖先崇拜的形式出现的全政治实体的神灵崇拜，对于该政治实体的团结和巩固，无疑大有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周代，国都是以宗庙为标志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祖先崇拜的制度化和宗庙系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北方文明和国家起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表明宗教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历史阶段里，巫师集团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这一信仰的转变，并且制定了与之有关的一套礼仪制度，使之成为社会公认的传统。《国语•楚语下》中有楚大夫观射父“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谓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一段话，描述的是少皞及其以前的时代。《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皇甫谧和宋衷的意见以及韦昭注《国语》均谓少皞是黄帝之子，所以此处所谈的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出现前夕发生的事。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由过去的巫师组成的集团，负责统治者的世系记载、宗庙祭祀、礼仪制定以及天文历象诸事。记载中所谈的巫、筮、祝、宗等官职名称也许是受了后代的影响，但当时这个集团内部已有一定的分工，则是可以肯定的。

　　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颁行法律。在原始社会，秩序靠习惯法维持，是非由鬼神断定，实行所谓“神判法”(ordeal)，故而巫师成了最早的审判官。《说文》释“廌”：“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又《论衡•是应篇》：“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种神话中的异兽，反映了古代实行神判的事实。又《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明显的神判法的记载。甚至到了历史时期以后，神判法仍然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在《墨子•明鬼》中，有以下的记载：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𢵣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社)而槀之，殪之盟所。
　　由此可知，在公元前9世纪时，神判法仍然可以补充国家法律的不足之处。又《韩非子•内储说上》记公元前5世纪时：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日：“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
　　此处李悝虽然是想鼓励人民习射而公布了这一条命令，但表面上必然是利用了当地神判法的传统，如此人民方乐于服从。以上的这些记载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巫师，但从民族志的材料来看，在以神判法定曲直时，巫师无疑是重要的执行者。如彝族的毕摩，即是主持神灵裁判的主要人物［36］。
　　当国家出现以后，需要在习惯法的基础上制定成文法时，在最初阶段仍然离不开神的意旨。《魏书•刑罚志》记载法令刑罚的起源时说：“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由于巫师是最早的习惯法的保持者和执行者，又是人神之间的联系者，所以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可以用常理推知的。

　　文字的创造，是中国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中国文字的创造者，无疑是巫师集团。综合历史记载和民族志材料来看，中国文字的发展，大致是循着结绳、刻木和图象符号等阶段发展的。当记载的事物日趋复杂时，解释绳结、木痕或图象符号的含义，就成为专职人员的工作，而这种专职人员的身分实际上也就是巫师［37］。《说文解字•序》中有关庖牺氏创造八卦的历史(见于《易经•系词》)、仓颉作书的故事(见于《荀子•解蔽》)，都是先秦的古老传说，虽然不一定绝对可靠，但是由此也反映出一件事实，即文字的起源是与占卜和巫术有关的。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正规化的文字就是商代的卜辞，这当然不应视为偶合。传说中的文字发明者仓颉为黄帝之“史”，黄帝时代是否有“史”的官职，可以存疑，但至少从商代的资料看来，“史”即巫之一种。所以仓颉的真实身分是巫倒是有很大的可能的。《淮南子•本经训》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此亦可作为书文最早是为巫师服务的一种旁证。

　　天文历算的发明，是文明的另一要素。而观天象、定季节，却是中国古代巫师世代相传的另一职责。《汉书•律历志》曾经根据古代传说叙述中国历算发明的历史，言五帝时重、黎两家族是世袭的掌管天文历算的家族。而据《国语•楚语》的记载，重和黎又是两位“绝天地通”的大巫师，所以重、黎家族的天文历算知识，也是从属于其巫术的一部分。前述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墓中发现的星象图，亦可作为此类历史记载的旁证。我们可以说，离开了巫师的事迹，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史是无法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