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早一代特种兵回忆录》
第22节

作者: 金色蒲公英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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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来,这一场“世界防空史上最激烈”的战争,主要是从一九六五年打到一九六八年。我防空部队在Y国击落、击伤M国战机三千三百余架,击落、击伤之比为17:16。为此,中华民族也有1100余名优秀儿女长眠在那里。
  “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空降兵。”
  空降兵没有成建制地进入Y国,空降兵进入Y国的人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空降兵毕竟还是去了。
  我们部队抽调人员去Y国,是两个两个去的,时间定为半年左右,人员以基层干部为主。这两个出去了,半年之后,再派两个出去。以此类推。

  有一天,首长意外约见我。开门见山,并单刀直入地说:
  “你哥哥在恋爱了!”
  “是吗?”我又惊又喜。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我与哥哥经常通信。谈生活、谈思想,却从来没有提起过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对象,可不怎么样。”
  首长的语气,既有几分不屑,又有几分不爽。
  “我哥哥也真是的!不好就拉倒,干吗弄得满城风雨呢?”
  “不是你哥哥告诉我们的,是地方政府向我们反映的。”
  话到这里,首长才说明原委:“你哥哥谈的对象,是个日伪时期的镇长的女儿。这种家庭,不少是有‘汉奸’嫌疑的。部队正在考虑让你去一趟反帝最前线。你要明白,在空降兵里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肩负这项使命的。你哥哥现在只是谈恋爱,对你肩负这项使命还没有影响。如果你哥哥与这种对象结婚了,你就不适合去肩负这项使命了。”
  这段小插曲,也算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征吧。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能当上空降兵,除了祖宗三代都必须是革命的阶级之外,三公六婆、七姑八姨,也都要“政治见底、查个明白。”在担当一项所谓的“重任”之前,摸一摸家庭主要成员的情况,实在太稀松平常了。要是换成现在的眼光,就不免滑稽可笑了:
  “我去执行任务,跟我的兄长讨个什么样的老婆有何关系?”
  本来,在空降兵部队,我只是个班长。班长本质上是士兵,是没有资格去Y国的。最终,我还是破例的去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来没有资格去,现在破例要去。因此,出发之前,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将要去干什么样的事情了。

  人未出发,心已走远。面对那件隐隐约约感觉到的将要去实施的事情,只要是能够预先设想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我想了许多许多。考虑到完成此类任务的难度和艰险,考虑到空降兵常常是孤军奋战,深入敌后,我还特地抽点时间,去照了张相。如果,万一,……也算留下一点纪念。
日期:2012-08-09 19:40:53

  任何事业的发展壮大,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只能是起起落落,波浪式前进的。Y国南方游击队也不例外,在游击队对付傀儡集团军队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时候,M国派海军陆战队来了。游击队换了对手,直接与M国海军陆战队作战,有点不适应了。
  暂时受点措折,其实也无所谓,付出一点学费而已。但处于低潮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真的特别需要有重大的“利好”消息,来鼓舞士气、激发斗志。
  我们单位的副连长孙立、副指导员詹茂,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命去Y国战场的。空降兵部队的首长让孙立和詹茂带上我,“备用”。
  事实上,空降兵部队的首长对孙立和詹茂也没有下达明确的任务,只是在了解战争,学习战争的同时,“看着办,有机会做件能够提振游击队员士气,激励他们斗志的事情,当然更好。”

  进入Y国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去哪里?去干什么?与谁同行?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大本营的。三个人中间,我最早离开。
  临行前,孙立用这样的方式送我:
  “都准备好了吗?”孙立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愕然不知所措。因为部队是有明确而极其严格的纪律的:军事行动方面的事情,“不知道的,不准问;知道的,不准说。”副连长这详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你指的啥?”我故作不解地反问。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人都想争取最好的结果,却又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你想到过最坏的结果了吗?”
  这时,我才意识到,副连长不是局外人,很可能我会跟他一起去。

  “早已准备好了。你知道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说完,我还随手取出新拍的照片,递给副连长看。
  “好,好!”副连长看着照片,连连称赞。
  “只有临战之前的心态好了,才能拍出这么好的效果来。”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军人出征,最坏的结果就是回不来。这不是什么吉利不吉利,而是客观存在。预先准备好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在那个年代,我的津贴标准是每月十六元。除了需要自己买点牙膏、肥皂之类的小商品外,部队实行供给制。我积攒下来大约二百多元,全部寄给了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哥哥。还有几套比较像样的军装,考虑到北京的大姐(大姐一九六三年由上海去了北京)有三个男孩。万一我回不来,这几套军装让战友寄到北京去,还是能派上一点小用场的。当时的军需供应,军人是不发枕头的,只发一块三尺左右见方的本白色布料。平时,用这块白布把暂时不穿的军装包裹起来,就是军人的枕头。

  孙立问我的:“都准备好了吗?”
  指的就是出发之前,除了战斗准备之外,最好再立份简单的“遗嘱”,说明这些衣物如何处理。省得“到时候”战友们无所适从,多费脑子。
  而我回答的:“早已准备好了。”
  就是往那个白布包里塞张纸条,上面写上我大姐当时在北京的住处。
  国内路线,我们都是单独走的。我最先出发,时间很富裕,一路又都是山明水秀之地。但没有趁机游山玩水,饱览自然风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空降兵部队当时正流行一句时髦话,叫做“狠斗私心杂念一闪念”。用这句话来对照,哪怕只是有这样的想法,都应该感到羞耻,更不要说付之实施了。
  我按照预定计划,到达广西龙州。在那里与孙立、詹茂不期而遇。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要跟着他们一起去Y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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