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到日本东京，秋子偕女儿富美子到成田机场来迎接。秋子一见我就拥抱痛哭，女儿也泪流满脸。一别四十年，恍如隔世。回到家里夫人花子还健在，由于生活环境富裕，身体保养好，容光焕发，74岁仍然美丽照人，娇艳灿烂，驻颜有术。武官已于1980年逝世，是年86岁。
　　世上难得人月双圆，我不能够长住日本过一世，也不能离开我长住的家庭香港。数月后我离开日本返回香港。
　　临别依依洒尽相思泪，互相珍重后会有期。
　　1998年花子夫人87岁逝世，2000年爱妻秋子78岁逝世。

　　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悲欢离合为人所难免，也为人所难堪。离离合合，是环境造成，非人力所能挽回。异国情鸳，触景伤情，无限感慨！
　　日期：2012-08-06 00:46:51
　　9.1 一见钟情，歌星李香兰做了我小三
　　武官聘用我后，因我醒目精干，善侍待人，要我随侍身旁，当秘书翻译。因此我时常伴随武官坐飞机、军舰，厨房日本、朝鲜、台湾、东北满洲或者是沦陷区的城市，陪同出席宴会各地方的军政高级官僚，外人不知，以为我是日本人。
　　我曾参加过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敌伪高官的盛大宴会，也曾参加过日敌著名间谍川岛芳子（实是满洲人金壁辉）的豪华宴会。
　　我也曾在上海参加日本著名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和中国名歌星周璇、陈云裳、白光、白虹、姚莉的歌舞宴会。

　　日本名牌红歌星山口淑子，与我同年同月生（1920年2月）。其他的歌星，年龄都是约20岁。
　　李香兰的《支那の夜》《白兰の歌》《满洲娘》《夜来香》《苏州夜曲》，电影“万世流芳”的主题曲《卖糖歌》。另有电影的主题曲《再见吧，上海》等歌曲红极一时。
　　尤其是《支那の夜》这首歌当时风靡整个东南亚，在中国红透半边天，在日本也很流行灌制唱片，曾轰动一时。《夜来香》是李香兰的拿手歌，作曲家黎锦光八十多岁，担任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的音乐总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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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2-08-06 00:47:44

　　9.2 一见钟情，歌星李香兰做了我小三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在中国东北满洲奉天，现在是辽宁省会近郊北烟台。不久全家迁到抚顺。父亲是山口文雄，1906年到中国，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工作，在抚顺满铁研究所任教，是个中国通。他和朋友李际春，潘毓桂是结拜兄弟。山口淑子是他们的干女儿，取用了李香兰和潘淑华的中国名字。她母亲是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毕业。

　　李际春是山东省军阀，东北地方军政重要人物，当时是沈阳银行总裁。
　　潘毓桂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做过宋哲元的顾问，后做过蒙藏院副总裁，国务院参议，北京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处长，天津特别市长。
　　1932年满洲国成立，把长春改为新京做首都，是一个人工城市。哈尔滨、奉天、大连等是帝俄设计，保留欧洲风格街道。新京、安东，由满铁按照奈良、京都等日本古都的街市改成的。
　　李香兰在北京、天津读过书，在家和在学校用日本语，在街上买东西和中国人交谈，用中国语。所以她说，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国。
　　有一次我与日本武官在上海赴宴，李香兰与我同席坐在左右，一起交谈，难得有机会认识。宴会后，她征求得武官的同意，要我一起返回她的住所去，唱歌跳舞。李香兰和日本武官都是日本人，很容易沟通。

　　在她的寓所，李香兰饮些酒后，醉意使她欲火焚身，春情勃发难自制，拥抱着我热烈狂吻，抓住我的要害，让我与她交欢取乐。我任由她的摆布，任她为所欲为，淋熄了她的欲焰，使她很舒服畅快，心满意足地享受了我雨露的恩赐，使她神魂颠倒，灵魂飘上了九天云霄外。她快乐时，我也快乐。
　　其后我又多次在上海参加歌星李香兰、周璇、白光等人的歌舞宴会。
　　李香兰也知道我是武官的女婿，秋子的丈夫，难以横刀夺爱，不能做长久夫妻，但是做临时夫妻也是好的。我若不是有武官的女儿，也许与李香兰结婚，改变了我一生的环境。
　　1946年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返回日本，我们再次见面后已经是33年后的1980年。那时候她已经是日本的国会议员，而我则在广州电镀磨光厂做工人，这些在后文会写到。
　　日期：2012-08-07 21:59:22

　　10.1碧血丹心，广州军统抗日史
　　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沦陷区内工作的军统人员，爱国志士，在戴笠的领导下，有十多万文武青年、中坚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学生、留学生和黄埔军校生。
　　军统人员在全国各地不同战线上工农工作，大多非常艰苦，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且均能显示尽忠报国的志愿，坚强意志，宁死不屈精神，决心在敌人内部尽其所能，因为他们在接受各种严格训练时，已精于应付敌伪。
　　敌后工作人员，分布极广，几乎凡有敌人所在地方，都有潜伏人员。敌后工作，几乎每天都与敌人接触，执行任务，最危险，出生入死，并且多数时候，短兵相接，生死俄顷。
　　八年抗战时期，军统人员的组织，为国殉命者已达数千人，为全国任何机关单位所未有，其幸而犹存者，亦无不尽忠职守，于国有劳。

　　在敌后杀敌锄奸，前赴后继，血迹斑斑，是沦陷区人民有目共睹。我们的行动是极其秘密的，非局外人所得知。毁家抒难，为民族节气，国家兴亡，同仇敌忾，壮烈牺牲。
　　我们工作人员，曾经遇到自己认为不可克服的困难境地，而最难的事在濒临绝境边缘，又往往出现奇迹，这是我们机智，奋不顾命的结果。
　　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数以万计青年，奋斗于各种险恶环境，为国家牺牲，皆是事实。
　　我们志士，有的是宁死不屈的决心，虽屡受酷刑，死在敌人刀枪下，都没有交出工作关系，大义凛然。
　　志士人员是极其秘密的，绝不容外泄，所付任务，是保密防谍，是为国家所必需，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所不幸的是我们隶属一个情报机关，不仅死难事迹，不能公开宣扬，连姓氏都要保密，每想到死难同志，不禁感慨万分，悲从中来。
　　我们在敌后轰轰烈烈的锄奸工作，真令群丑丧胆，亦使沦陷区父老展眉。上峰要我们不计艰危，悉力以赴，打潜入敌伪内部工作，刺探敌情。
　　我以留日学生和日本武官府通译つやく的金招牌身份，晚上出现在广州文明路63号留东同学会的晚会，会晤同学。尤其是星期六晚上，更为热闹。敌伪高官，偕同情侣，欢娱耍乐，衣香鬓影，灯红酒绿，撩人欲醉，不知人间何世，更不知国仇家恨，媚敌可耻，实是痛心。
　　沦陷区工作的敌伪大人物，多数是留日学生，才得到日方信任，而且会日本语，也是方便。
　　当时广州市丨警丨察局长郭卫民的母亲是日本人。警务处长李式曾、广东省保安丨警丨察大队长李无忝，洪德分局长陈向荣，海幢分局长彭文汉（大汉奸彭东源之侄）、财政厅长汪宗隼（汪精卫之侄）、广东省银行行长李荫南，都是留日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