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城是都城最为繁华的地方，官员百姓聚居其间，人口稠密，市井纵横，店铺林立。东华门街、潘楼街、马行街、牛行街、州桥、相国寺，都是热闹的去处，茶坊、酒肆、脚店、肉铺、米行、果子行、药肆等遍布街市，商家“彩楼欢门”，市帜招摇，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宋朝取消了宵禁，商贾夜市经营直到三更，又有早起的店家，五更又开门营业，闹市处更是通晓不绝。寒冬腊月，虽遇大风雨雪，夜市依然一样营业。

　　外城，又称新城、罗城，宋初也称国城，始筑于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由于东京里城原是汴州的州城，规模格局都较唐时的都城为小，街道也很狭窄。到了唐代后期，尤其是五代时期梁、晋、汉、周立为国都，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居民又不断的“侵街衢为舍”，这个州城的规模，已远远不能适应都城的需要。于是显德二年，后周世宗下诏在原州城的外围别筑外城。
　　后周世宗扩建后的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为原有州城面积的四倍。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进行增筑，神宗元丰元年又予以重修，周长扩展至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外城共开有十二座城门，其中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
　　南面三门：正中为南薰门，靠东为宣化门（陈州门），靠西为安上门（戴楼门）。
　　东面两门：靠南为朝阳门（新宋门），靠北为含辉门（新曹门）。
　　北面四门：自东向西分别为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西面三门：中间为开远门（万胜门），靠南为顺天门（新郑门），靠北为金耀门（固子门）。
　　外城改筑后的城墙，高达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护城濠名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比汴河还宽三倍。城濠两边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行人往来。
　　日期：2013-07-04 2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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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宫城、里城都是四四方方的结构不一样，根据现代考古的勘探试掘，可以确定东京外城的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状的四边菱形结构。而且整个外城的座落，也不象是宫城那样，正中子午线的南北向，而是呈偏西8度左右的偏北方向。
　　东京外城的这个结构，似乎显得有点特殊。按照科学和经济的角度，四四方方的城墙，才能圈到面积最大、最经济、最合理实用的城池。从防御的角度来考察，一个锐角形的城角，更容易被敌人所突破，成为防守中的死角。东京外城这个不合常理的结构，不由得让人颇费思量。有人因此猜测，说它或许是受了管子思想的影响：“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但实际上，它是按古人“象天设都”的思维来建造，与宋人信奉的堪舆风水有关。

　　“象天设都”，按照天上的河汉星象来建造都城，这个现象，不是有宋一朝所特有。在古人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参照天上的河汉星象，模拟星座的神灵世界来寻址建都，最早有史料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
　　《周礼 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三寸，谓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会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也。”西周初期，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为了寻找最佳的建都位置，曾经亲赴登封嵩山，立圭测影。周武王时，即“定天保，依天宝”。“天保”，指的是天之中枢北极星，“依天宝”，即是依照所谓的“天上宫室”，建都立邑。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命范蠡定都立国，“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其“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秦始皇始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咸阳城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汉代的长安城，其宫城的形状，“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有学者将星象图上的北斗七星、勾陈、紫微右垣星座连接起来，与实测的汉长安图一比较，竟然发现是惊人的相似。

　　隋唐的东都洛阳城，“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城内的宫殿，“皇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殿……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
　　天上的紫微垣，是以北极星为中心，桓谭《新论》曰：“北极，天枢。天枢，天轴也。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而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古人认为，“天之中”的紫微垣，是天帝“太一常居也”，故而称之谓“天帝之宫”。太微垣在紫微垣之前，同样也是天帝的居所，故而为天帝南宫。
　　中国古代的皇帝自称为“天子”，“受天有大命”，是接受上天的使命统治人间的。因而作为人类之尊的帝王，其居住的京师，构筑成形似天上的“天帝之宫”，既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天命所归，同时又是心有所图，以期能获得上天超自然的能量。
　　宋朝皇城的“象天设都”，法天意图同样也是十分的明显。周邦彦在《汴都赋》中，有“天河群神之阙，紫微太一之宫，拟法象于穹昊”之句。皇城宣德门外的双阙，取意于“天门”二星。皇宫南面的左右两侧，分别建有太庙与社坛，与《周礼 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的思想相符。作为太庙性质的景灵宫，亦取法于天庙星的方位。甚至连太庙中的门戟，也设计为十二个，“为应天数也”。宫城正前方，宽二百余步的御街，又称“天街”，州桥又称“天津桥”。位于东南的郊坛，为圆形三层，以象“天圆”。

　　东京外城方位上的向西偏移，同样也与星象堪舆有关，它是堪舆家“人盘”定位的产物。
　　堪舆家定位定向用的罗盘，最初使用的，是以地磁南北极来作为堪舆的依据。到了晚唐以后，江西派鼻祖杨松筠已经发现，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存在着一个实际上的夹角。杨松筠于是将传统的罗盘，动手加以改造，在原有罗盘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方位圈，此时的磁偏角，为北偏东7.5度。这一层新加的方位圈，便是风水学上的“人盘”，使用“缝针”。杨松筠对传统的罗盘的改革，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对《周礼》“唯王建国，辩证方位”的躬身践行。

　　由于偏角的出现，东京外城的形状近似为菱形，因而在风水上，又有“卧牛城”之说。《三朝北盟会编》称宋外城“状如卧牛，保利门其首，宣化门其项”。《汴京遗迹志》亦说：“汴京城势如卧牛状，登是冈（望牛冈）以望之，则居然可见，故名”。因为牛属丑，五行属土，土能克水，因而东京卧牛城，后来又被赋予有镇服河患之意。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汴城卧牛之形，北视黄河为子，而子不敢来害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