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的一个霜冻的早晨,二姐拖着着虚弱的小身体,去县府大院给某机关单位送电影票,单薄的身体,憔悴的容颜,让隔着窗户玻璃看到的父亲心疼不已。父亲回到家,有气无力地告诉母亲,就依了君吧。母亲忧心忡忡,说:
“要是孩子后悔了,该怎么办呢?不是咱这当父母的失职吗?”
父亲眼圈也红了,说:
“要是孩子在这个事上真不想开,没了呢?”
母亲呜呜哭出声来。我认为他们哭泣纯属鳄鱼的眼泪,仍然信心百倍地地说:
“我保证二姐不会后悔。”
父亲抬腿就给了我一脚:
“你到底瞎掺个和什么啊你!”
我强忍着泪水,怒目圆睁,视死如归地说:
“我就是为了让二姐幸福!”
母亲哭的更厉害了,父亲再次狮吼:
“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啊?滚!”
我眼含热泪跑出家门,看见尚小海的老婆抱着孩子站在自家门口,脖子探得像只甲鱼,说你妈妈哭什么哭,一辈子不管两辈子事啊,管也管不了的,怎么这么慢想不开呢。她无比丰富的表情,让我产生了把她怀里的孩子丢到厕所淹死的冲动。如果不是母亲在我身后大喊,我几乎就要上前行凶了。
母亲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说:
“去,告诉你二姐,让她回家来吧。就说家里同意她的婚事了。”
日期:2012-09-10 22:14:25
七
我们家的战争大体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987年,二姐和朱江明开始恋爱,战场燃起硝烟;
1988年,二姐表面上按照父母的意愿和那些“太子党们”见面相亲,应付了事,私底下和朱江明暗度陈仓柳暗花明。战事进入“持久战”状态;
1989年,二姐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私定终身,导致“战争”“白热化。”
就在这一年年底,海波父亲海山伯伯东窗事发,被拘押法办。当父亲表情平静地回到家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些惊讶,甚至还怀疑又是父亲搞的阴谋。但当晚,父亲科局里数位叔叔阿姨齐聚我家,大谈海山伯伯的种种倒行逆施,从他们畅所欲言的只言片语中,从他们忤逆铲除人心大快的表情中,我才似乎感觉到,父亲或许还是站在正义一边的,那封匿名信说不定就是多数同事们的共同心声,这恰是说明父亲具有着不惧强权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由此,我也对这场“家庭战争”存在正义与否、正确与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对二姐来讲,为时已晚,因为她和朱江明已经确定了婚期。
1990年五一节,二姐和朱江明举行婚礼。一家人坐在新买的29寸彩色电视机前,照了一张合影。我们家的“战争”结束。
但是,新的战争悄悄拉开了帷幕
日期:2012-09-11 09:01:29
二姐和朱江明结婚后就去北京旅游了,第四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接到了二姐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二姐在电话里说,她在北京很好,去了很多地方,一切都挺好的。三姐把耳朵贴到听筒上,仔细捕捉点点滴滴,而后一脸凝重地说,二姐好像在哭呢?三姐的话让全家人的喜庆气色立刻消失,都满腹担忧,我断定三姐是在危言耸听,大声说,二姐一定压抑不住地偷笑呢?能去北京旅游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我又补充时说,三姐一定是嫉妒。说完,我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不过,事后证明三姐是对的。二姐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朱江明就像当初掐着脖子提起录像厅老板那三寸丁丈夫一样,刚刚提起了满脸泪水的二姐。
而此时,二姐家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八
2009年春天回家的时候,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二姐夫朱江明。五六年前,他所在的那个公司重组,他被重组下来,待业在家,闲来无事就去县城繁华地带摆放一个棋盘,邀人对弈,输赢经济裁定,输者要掏十块钱,当然,赢得总是他。后来,城管加强城市市容市貌管理,禁止随处摆摊设点,他的棋盘也被取缔了。无奈之下,就又找了一个拉三轮的活,每天都拉着三轮等候在县长途汽车站,看见一辆长途汽车进站,就和其他几个车夫挤在门口,张罗着主顾。
我就是在走出车厢的那一刻,看见了他那张满是灰尘和沧桑的脸,现在这张脸上根本找不出一丝一毫行侠仗义的风采。
日期:2012-09-11 09:08:58
二姐夫朱江明热情地让我坐上三轮,我笑着拒绝,只是把行李放了上去。和他并行着走回家去。走到一个路口,朱江明忽然冲着一个灰头土脸包着头巾的臃肿女人喊了句林森回来了。
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几张盛满了各种口味葵花籽的簸箩后面,我的二姐转过身来。
1996年,我们县城要修建中心广场,拆掉了陪伴了小城人们几十年的电影院。那时,二姐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售票员,她到上级单位进修了两年,再回来就成了电影放映员。等到电影院一拆除,也就宣告着二姐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划上了句号。她就开始卖起五香葵花籽来。
现在,一脸风尘的二姐向我走来,她深深浅浅的皱纹里,浮现着由衷欣喜,她早已不再清脆的喉咙里喊出了久违的一声呼喊:
“四儿——”
我把手伸进背包,里面有几本毕淑敏、卫慧、绵绵等人的小说,这是我专门带给二姐的礼物。
但是,那一刹那,我突然不知道该不该把它们拿出来。
就像,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由衷的忏悔!
日期:2012-09-11 09:10:14
1990年那些事之人人都是小马哥
一
所有的青春记忆似乎从1987年开始。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即将开始三年的高中生活,好朋友周磊和海波却遇到了大麻烦。
那一年的暑假无比漫长。自行车摩托车交织着穿梭在小城拥挤嘈杂街道上,地上的瓜子皮和浮尘被带起一片狼藉,所有人们的脸上都混杂着茫然和憧憬。
整日站在街角卖冰糕的白胖子举着一筒白色凝固物扯着嗓子兜售着最新产品,他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刚刚引进了一台冰淇淋机,在他的吆喝声中,硬梆梆的冰棍或冰砖开始作为记忆储存;县剧院门前卖熏兔头的老刘购置了啤酒机,此前小城的人们只能喝本县产32度高粱白酒,如今也可以拎一个暖水瓶,打上一暖壶冰凉的啤酒,或直接在机器旁边就着水煮花生米、拍黄瓜与凉拌腐竹喝个酒饱;
电影院门前的小广场成为繁华之地。台球作为一种新型娱乐活动瞬间普及,一溜摆放了几十张台球案,彩球旋转,球杆挥舞,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人声喧嚣;
广场旁边一幢二层小楼上才开了一家录像厅,楼下摆着一张桌子,有售票的人守在那里,桌子上是票据和卖票人的大搪瓷缸以及一个大簸箩,里面是五香葵花籽,五毛钱满满一纸包;桌子旁是把声音开到巨大的大喇叭。喇叭与录象厅里正在播放的片子相连,片中的音响远播到了大街上:男主人公那低沉冰冷的嗓音,突然被一段恐怖的音乐盖住,女主角的声音尖利刺耳,带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喇叭旁竖一个牌子,牌子上是黑底白字写着一排香港电影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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