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经常成为敌国的密探和炮弹，多疑雄猜的朱元璋“以史为鉴”，完全有理由怀疑“婺州民”动机不良，因而怒而诛之。然而我敢肯定，在这个故事里，朱元璋愤然“诛之”的，一定是那位可怜的“善作诗”的妙龄女子。

　　因为故事的弦外之音便是：美色误国。而大英雄是从来——不是不近女色，而是从不把女人当人的！俗话说，女人如衣服。或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这话不是别人说的，讲出这句名言的，正是三国的头号大英雄刘备。
　　大人物们新衣满箧，妻妾成群，堂里堂外都热闹，方显出他人物之大；某公贤不贤，圣不圣，与他“敦伦”的次数不相干，你可以是个老色鬼，一身风流债，但绝不可缠绵缱绻氤氲，设若再闹出几场情感戏，那就离昏聩不远了。一旦有忠臣出来谏，差不多就要称昏君了。在古代正史与传说中，凡发生浓烈的爱情故事，多是没好下梢的——好比乌江哀歌的项羽——这几乎成了定律。
　　好男儿们不仅不能动情，还要气概非凡地驱逐、砍杀自己的女人。历史书上写的一个个危急时刻，他们都勇敢地率领全家妇孺一齐赴难，投火抹脖子落井跳河，甚至为了鼓舞士气请部下吃掉自己的爱妾（唐代张巡守睢阳故事）。好像在中国，不与女人为仇，不为大丈夫。这里我借写书，替古代许多不幸的妖姬、狐媚鸣一声冤屈！
　　您若质问朱元璋：此女何罪，汝辄杀之？事实是：此女子不仅无一分之罪，更有十分之可怜。一个会作诗的女孩，却不能随己愿择嫁，被人像奴隶一样献给豪强兵主（那时的朱元璋也就是个有兵有地盘的军阀）。而那男人却以为她是一只会传播疟疾的害虫，手一挥，就把她捏死了。
　　当年没人敢于质问我们的朱皇帝，今日我胆粗了，奋然一问，却是问错了对象。因为这个故事非常老套，真实性更是可疑，很可能是后世酸儒在“朱元璋”的手脚上拴了线，拉着他演的。
　　我们读了这段文字，是否能明确感知这故事欲烘托的本意？是男儿气概吗？否。男儿可不该以杀女人的痛快来显其气概。且男儿一讲气概，则必然要牵出一个风情万种的妖精，越发麻烦。虽然中国文化从来不以男儿气概来当家，但毕竟“男儿”不是蛮夷才讲的话。唐代诗人高适《燕歌行》里就有道：“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前蜀花蕊夫人《述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男儿是什么意思，大约就明白了。细品诗句，“男儿”都是与“君王”对读连称的，不管男儿如何横行，不过是被天子、君王所驾驭的。就像我们这片国土上的许多事情一样，男儿这个本该只与雄性激素有关的词汇，也被强烈地政治化了。我们再说男儿时，就须注意：第一，男儿按照无所不至的“权力层次”，只属臣子的层级，好比古代典籍就从来不说君王如何男儿的；第二，专制君主的权力越大，作为它的对应物，男儿也就越来越“横行”不起来。

　　所以，有着阳痿心态的文人们编造这个故事，绝不是为了突出圣主的阳刚气概，而是为了显明君主的一个重要品格：他需要女人，但他决不把女人放在心上。需要女人，是因为天子必须广嗣，儿子越多越好，《礼记》等儒家典籍里设计一通“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鬼话，都是为了让皇帝多生儿子，而不是为了便宜他，每夜换一个性伙伴，以免左手右手相牵，久了**不旺。

　　不许把女人搁在心上，不是为了防止某个“狐媚”专宠，令其他女人都做了古井怨妇，而是基于儒家的逻辑：皇帝一旦专心爱上一个女人，那朝廷和全国的子民都要倒霉了。皇帝的心不管有多大，寸寸皆应为丹心，而不可投射进任何一位女子婀娜的身影。所以我们常见的忠臣烈士形象，全都像冤大头一样，整日忧国忧民，进也忧，退也忧；好不容易夫人出来了，讲的还是忧国忧民的话。明朝有几个皇帝，在爱情方面比较专一，如宪宗之爱万贵妃，孝宗之爱张皇后，神宗之爱郑贵妃，都能做到持之以恒，结果被人批得头破脸肿，朝廷平白多了几个妖精。这个后面细讲。

　　与他们不同，朱元璋大手一挥，登时让美女灰飞烟灭，显得格外有激情。此为何等“激情”也？当然不是男女情愫暗生的小小激情，而是造反和革命的激情。一旦反上金銮宝殿，女人的双腿和满是黄金的府库不将一齐朝胜利者打开么？从此皇朝世代，“朝廷”可以合法地向全国征选美女，征索赋税，以充实他的后宫。他们从中得到无比的欢愉和满足，感受到至高无上的尊严……然而，这不绕回来了啦？原来，胜利者的激情和伟大理想，到底不过如是之小小！

　　据说成吉思汗说过一句名言，男子最大的乐事，就是把敌人的老婆扔在自己床上。成吉思汗在明代人眼里，是鞑虏和北虏，也非人类，朱元璋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就说过一句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话：他说，自我起兵，“未尝妄将一妇子”——我从来没有随便夺取过别人家的女儿和老婆的！
　　书上的“朱元璋”，说过许多他本人未曾说过的话，做过许多未曾做过的事，胡编乱造的编剧，不是今天才有的。“未尝妄将一妇子”，这句话他的确是说过，刊载在他指定儒臣编写的《大诰》里。但我们不要相信，他红口白牙从嘴里吐出来的，一定也是这样做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有多少彻底的谎言？我们马上要进入明王朝的深宫，在一片迷雾中，从事件的细节，从历史记载的矛盾处，依据我们的常识、经验和独立的判断，去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

　　日期：2013-07-07 10:59:19
　　朱元璋的早年生涯，与一个地方豪强至为相关。此人姓郭名子兴，是淮西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好任侠，喜宾客，当元末天下大乱时，散家财，纳壮士，欲趁乱有一番作为。至元十二年（壬辰年）春天，郭子兴“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

　　不久后的一天，穷愁潦倒的朱元璋到濠州投军了。
　　谁知进城时，被无端疑作间谍，抓起来要杀了他。《明太祖实录》说：有人告诉郭子兴，子兴急忙派人来解救，见朱元璋“状貌奇伟异常人”，就问他来干什么，朱元璋如实相告，子兴大喜，就把他“留置于左右”。
　　事实上，实录的记载与朱元璋的自述有异。在太常司丞张来仪据朱元璋自拟底稿撰写的《敕赐滁阳王庙碑》中说：“（朱元璋）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滁阳王不是别人，乃是洪武三年（1370）郭子兴的追封王号，文中的“王”，即是濠州帅郭子兴。
　　钱谦益注意到两种记载的不同，他说：“亲驰之与遣人，其缓急则有间矣。庙碑为太祖亲稿以授张来仪者，实录不据此，何也？”据朱元璋自述，是郭子兴亲自骑马来救；而据《太祖实录》，则是郭子兴派人来救，这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实录不据太祖的自述呢？这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何缘故，钱谦益老先生没有给出答案。我怀疑可能是《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刻意拉开朱元璋与“红军帅”郭子兴的距离。“红军”二字，在明朝建国后，已为盗贼的代名词。虽然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在红军里混过几年，但他对红巾军的态度，仍是当政者对叛逆的严责姿态。不过出于对郭子兴的个人感情，他对这位昔日的恩主的阴魂，还是奖慰有加的，又是追封，又是建庙，有时候忆起往事，还忍不住掉几滴浊泪。他行事的矛盾，令后世修史者颇感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