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载说，常茂在建文时还活着，他还与魏国公徐辉祖一起，在浦子口力战，共同抵御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直到永乐初年才死去。还有记载说，常昇在洪武末年被牵连进蓝玉党案，被人告发他聚兵三山（在南京西），准备响应蓝玉，因此被诛。
　　从今存的洪武二十六年敕编的《逆臣录》中，发现了常昇的身影。《逆臣录》是蓝玉谋反案发后，由朱元璋命令儒臣编集的涉案人员的口词供状，其中就出现了常昇的大名。该书所录只是供状，没有载明对常昇的判决和处置，但他应该与同书的一千多人一样，也被处死了。《明史》因为没有考出常昇的下场，只好推测说：“常氏为兴宗（即懿文太子）外戚，建文时恩礼宜厚，事遭革除，无可考，其死亦遂传闻异词。”意为常家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自然也是建文帝的忠臣，在朱棣登位后，他家的世爵遭到革除，史书讳之，没有记载，这才使得后人对常昇之死，在传闻中产生异词。

　　《明史》的说法，一半对，一半不对：常氏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在建文时一定会受到优礼，这是对的；然而不幸的是，常氏一族，由于为蓝玉（请注意，蓝玉也是太子的亲信）党案的牵累，在洪武二十六年，即懿文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日期：2013-08-07 10:22:50
　　上接38
　　在这个大变故中，蓝玉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洪武年间诛除功臣元勋，主要是两大“反朱集团案”，一是洪武十一年是丞相胡惟庸案（简称“胡党”），一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简称“蓝案”，又与前者合称“胡蓝之狱”）。许多人被杀，都是由这两个案子做的套儿。其实那些因党案被杀的人，许多都是冤死的，他们好多人甚至与两案“首犯”胡惟庸、蓝玉并不相识，糊里糊涂就被处死了，妻子给人为奴，家产遭到抄没，如谓不信，请读一读《逆臣录》，再读一篇顾诚先生对沈万三家族的考证文章，差不多对当时的风雨之势便有所了解了。现在有人说，朱元璋只杀当官的，恐怕非是，当一头暴烈的公牛闯入瓷器店里，谁能在架子上安安生生瞧热闹呢？每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时代的命运之上，没有谁是能独善其身的！

　　其实啊，朱元璋杀人的这一手法，并不新鲜，哪个时代杀人，不都是先给人头上强按一顶大帽儿，五花大绑之后再在后脖颈上插一块牌子（其实也是一种“帽子”），然后拉到荒郊野外杀头或枪毙？这个再说就跑题了，大家不妨思之——无思只笑，非读史也。
　　且说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自小从常遇春起兵，在其帐下驱驰。在姐夫的栽培下，他逐渐崭露头角，渐渐升至大将。虽然蓝玉也是开国将领，但他的崛起要稍晚一些，由于战功卓著，他在洪武十四年受封为永昌侯，正式跨入勋贵的行列。洪武二十年北征辽东元朝旧部时，蓝玉还是冯胜的副手，在冯胜被夺职后，他接掌了大将军印，第一次成为数十万大军的主将。他杰出的军事能力也得到充分的展示，此一役，他率领北征大军，深入漠北，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大获全胜，从此威名振天下，他也由此进封为凉国公。

　　蓝玉在手握大权后，他性格里纵恣专横、狠傲跋扈的一面也被释放出来。然而他功劳高，适足以招祸，朱元璋经常有意地对他进行“琢磨”与压制，除了下敕训斥、切责，甚至给予他降职处分。蓝玉的不满情绪在积蓄，至少朱元璋是这么认为的；蓝玉心中那把愤怒的心火，就是他慢慢吹大的，朱元璋觑着眼，观察着“火势”——他虽然性情暴烈，但长期的残酷斗争，培养了他坚定的忍耐力；他知道，政治斗争就像武士决斗，试探是必要的，但必须把握好度，然后看准空子，倾尽全力，一击中的。

　　洪武二十六年初，春节刚过，南京城里城外，人们还沉浸在节日令人心醉的氛围里，懒了的心还流连于那个与世无争的祥和世界里，突然间一件惊天大案毫无征兆地就爆发了！
　　（今日更3000字，完毕待续……）

　　日期：2013-08-08 08:50:16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39

　　这年正月里，锦衣卫指挥蒋瓛忽然“告变”，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随即蓝玉被执下狱，并很快遭到处决，他的狱词又牵连进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楚王妃父）、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等一大批勋戚高官，以及众多的都督府、亲军卫所的中高级军官。朱元璋根据狱词，照图索骥，株连蔓引，据说罹难者达到一万五千人，那几个月里，简直是杀红了眼，许多家庭遭到了血洗，蓝党之狱也成为朱元璋“二次革命”或“继续革命”理论光辉胜利的主要标志。

　　一般政变，或政治性的屠杀，受害者都只是对手及其家族成员，如果朱元璋兴起胡、蓝党狱的目的只是诛除政治对手，替他的继承人削去荆条上的棘刺，那么这种杀戮应该是有限度的、低烈度的，而不是滥杀。朱元璋通过胡、蓝二次党狱，实施了以京师南京为中心的大屠杀（南京在历史上不断地遭到屠杀，几乎令我怀疑，此地甚为不详），波及范围主要在江南一带。朱元璋杀人，不必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他是否以事实为根据呢？从《逆臣录》公布的近千名犯人（那个时代，一旦入狱，即为罪犯，今天我们借鉴了西方法学思想，才确定了“疑罪从无”以及未判刑之前，被侦查对象皆只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的供状来看，简直是粗疏矛盾，错漏百出，许多人都是在严刑之下乱咬出来的；有的人想，横竖活不了，不如就请皇帝和锦衣卫帮我报一下私仇吧，乃故意咬出平时的仇人。而刑讯者是不要真赃实证的，他只需要口供，而一得到口供即信，这就是典型的“逼供信”。那一万多人，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的，这是真正的白色恐怖：你多年前与某人发生过一次口角，而此人现在正拿在狱中，又是老虎凳，又是烙铁钢针，逼他供同案犯，他搜尽枯肠，说不定就把你供出来了——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你的邻居惊悉你是蓝党后，想起昔日和你争过宅基地，顿时吓得魂魄四飞：搞不好，他们家也是蓝玉大将军的党徒了！

　　有人想当然的说，朱元璋所杀的，只是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为之歌功颂德，这是极其片面的。说实在话，我很不理解朱元璋将他的“革命”扩大化的心态，就像同样不理解他的一位崇拜者在数十年前做的那些，可能多数人都很难理解，所以在这两个人的评价上，产生了很大的鸿沟，而且对立情绪非常大。我想，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研究时不妨参互以发明之，或得灵犀一点通。而论史者，当你盛气扬扬，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时，一定要用史料说话，要以确凿的证据服人，不然你和锦衣卫的打手有何区别？

　　蓝玉党案现在公认是朱元璋一手策划的冤案，他本想通过公布一部分狱词（作为案首的蓝玉的供词没有收录），向天下人表明：我非滥杀，是有证有据的。然而正因为那上千份供词根本经不起考验，反而暴露了他滥杀的本质。朱元璋也很快发现这一点，下令将书全部收回销毁，但收缴未尽，民间还有孤本存世，幸喜有此漏网之鱼，我们今天对洪武朝的腥风血雨，才多了一些真实的了解。（今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