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9-03 09:49:01
　　“开吃。”
　　我用筷子捡了一个饺子，沾沾佐料，放入嘴中。薄薄的皮儿，一入口就像化了似的，露出大馅和一包滚烫的浓汤，味道鲜嫩，咸淡适宜。舌尖上，留着一股肉馅里葱姜和花椒粉的香气。
　　“好吃吗？”苏颖瞧着我，问道。
　　“嗯。好吃。真好吃。”

　　“那就多吃点儿。”
　　她用公勺往我眼前的小碟里加了些小葱拌豆腐和黄瓜。
　　我闷着头，嚼着清脆可口的瓜条，嘴里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刚刚下肚的那盅茅台，开始往头上蹿，脸颊有些烫，感觉晕晕乎乎的。无意中，我想起书桌上那摞书籍底下藏着的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一个念头从我头脑中掠过。我揣摩着书里的那段话：“‘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我想，这并不只是一顿便饭，莫非是苏颖精心安排的一个“套”？一个爱情苦肉计？

　　眼前的苏颖，脸上挂着甜蜜诱人的微笑，在我的酒盅里，又斟满了酒。
　　哪那么多邪念？我又想。一定是醉了，自己的脑子开始与自己玩捉迷藏。
　　“干！”
　　“干！”

　　我们又一饮而尽。
　　日期：2013-09-04 08:43:24
　　甘辣的茅台穿过喉咙，流入食道，犹如液态火焰，使我浑身发热，只见眼前的苏颖，微笑着，嘴唇在蠕动，却听不清在说什么。
　　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如同京城大街上，千千万万张姑娘的面孔。可是，那张脸上，涂着淡青略带紫罗兰色闪闪发光的眼晕；嘴唇上，还涂了些艳丽滋润的口红；脸颊表层，有柔嫩细腻的白芷皮肤。虽然是北京人，但缺乏北方姑娘特有的皮肤干燥；细眉下，单眼皮的娥眉凤眼呈褐色，炯炯有神；眼白，白得如雪。
　　苏颖生于北京，父母却都是南方人，家住长安街北侧的南池子。在北京上高中时，几乎每日都路过那条街。南池子，是京城内一个特殊的区域，近邻中南海和紫禁城，是昔日皇族的禁区。清代时，南池子被称为南长街，还称为东华门外南街，有内务府属库房、衙署。民国初，南池子与东长安街相连，这才陆续有普通平民入住，约有上千住户。解放后，属东城区的辖域。鉴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高耸的苍天大槐树下一幢幢神秘的灰砖青瓦四合院里，还居住着些身份特殊的高干群体。苏颖家，就是这样一户。

　　日期：2013-09-04 11:10:00
　　苏颖的爷爷是个华侨，幼年时，侨居旧金山。为了逃离贫困与灾难，增祖辈，被美国招工头从虹口招到美国，在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道线上，当苦力，每月挣三十一美元，比刚逃离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庄园的黑奴少四块。
　　1832年初，哈特韦尔卡弗博士在纽约快递问询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承建一条从密歇根湖到俄勒冈州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1847年，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题为“提议修建密歇根湖到太平洋铁道的宪章”，寻求国会批准。1856年，美国众议院太平洋铁路和电报专责委员会推荐采纳这项法案。修建这条铁路需要大批劳工，当时混乱的中国是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老地方。美国政府联络了密布在沿海和内地的教会及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码头招聘劳工。

　　华人身材瘦小体弱，缺乏修筑铁道的经验，每日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在穿越内华达山脉和犹他州沙漠时，许多同乡积劳成疾，死在荒无人烟的旷野里。她的增祖，是那个华人施工队里唯一幸存者。
　　由于大量的华工输入，加上旧金山的淘金热，大批华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州。唐人街的崛起，华人同乡会的诞生和较稳定的华人联姻家庭结构，华人群体对相对涣散的白人爱尔兰裔贫民而言，在就业问题上，带来了竞争与麻烦。1882年5月，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了空前未有、臭名昭著的美国联邦“禁华”法案，严禁中国劳工输入、移民，拒绝华人在美国的一切公民权益，包括房产和选举权。这项法案一直延续到了1943年底。

　　虽然生于西海岸，长在旧金山的唐人街，苏颖的爷爷，从小就领受了美国社会里第二等公民低三下四的苦闷和凌辱。像武士岳飞，在唐人街一家肮脏破旧的小店铺里，他在自己的背后，纹了身，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字。
　　在美国的日子，她爷爷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神圣土地。唐人街的茶馆里，众人议论纷纷。小日本虽个子小，但武器装备，是国人不可比拟的。那时，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空军，飞机也寥寥无几。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美国政府勒令拒绝向中国出售任何军需品及原材料，特别是钢铁。更有讽刺意义的，就连抗战时期国军官兵头上戴了钢盔，也只能从轴心国之一的纳粹德国进口。海外的华人，纷纷向沦陷的祖国捐赠款项、金银首饰，近十亿余万，还办起了航空飞行学校。一天，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影院里，她爷爷看到了一部从一艘刚靠岸的上海渡船上取下的默片《保卫我们的土地》。这部影片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个年轻人内心的热血，沸腾了。他当即决定奔赴重庆，与自己远方从未见过面的亲骨肉一起抗争，把日本侵略军从自己梦幻中遥远的祖国，赶出去。

　　1937年7月初，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来中国做军事考察。几天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危急关头，宋美龄恳求陈纳德上尉帮助新生的中国空军在昆明郊区建立一所航校，按照美军标准，培训国人歼击机飞行员。1938年夏天，苏颖的爷爷来到昆明，成了第一批从美国华人社区参加航校的外国华裔飞行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占中国空军飞行员队伍的四分之三。

　　日期：2013-09-04 14:59:22
　　到了延安后，爷爷托熟人将自己的儿子，从香港带到延安。苏颖的父亲，是在宝塔山和镰刀斧头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从小，随父亲的队伍历尽千辛、长途跋涉、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曾向总理建议，要求照顾好苏先生一家。在总理的关怀下，政府为苏家在南池子找到了一栋独门独院的灰墙青瓦四合院，配备了警卫员和护士。红油漆的大门口前，立着两座威武的雄狮。门洞里，两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灰墙上端，高耸着一棵百年苍槐。

　　五十年代中，苏颖的父亲派赴莫斯科留学，学习军工，主修重型机械，特别是坦克车驱动装置。在莫斯科的上课之余，他偶尔遇见了一名同期留苏学化工的女学生，叫张苹。她父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参加了革命，出国前，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也是自己父亲的知交。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学校，像青梅竹马，是天生般配的一对儿。夜晚，漫步红场，听着从东宫塔楼里传来的那首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待放的爱情，终于开了花。回国后不久，他们结了婚。苏颖的父亲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母亲被分配到化工部。到了苏颖出国那年，父母都成了部级或副部级领导干部。

　　正因为苏颖特殊的家庭背景，在南加大华人圈里，有人称她为“高干子女”；也有人称她为“红色公主”。